徽商是明代中葉至清道光年間中國最具實力和影響的一支商幫，曾創造了雄踞華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輝煌。據史籍記載：徽商經營之域，“詭而海島，罕而沙漠，足跡幾半禹內”，其地無所不至。徽州六縣宋元明清歷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擁資百萬的巨賈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在明清時期的江浙一帶，商品經濟頗為發達，徽商云集，勢力盛極，故有“蓋揚之盛，實徽商開之”之說。在漢口徽商不但建有豪華的同鄉會館，且在江濱開辟“新安碼頭”，專供徽商停泊船只。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幫，稱雄市場。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穩商埠，立于不敗之地？研究徽商這一歷史現象時，我們發現其核心就在于“誠信為本”的商業理念。

徽商在異地他鄉的立足發跡和徽商集團整體勢力的崛起稱雄，雖與徽商本身素有“徽駱駝”之稱的吃苦耐勞精神、善于經營理財的精明頭腦和某些外在機緣以及聚散網絡不無關聯，但就經營理念而言，講道義、重誠信，顯然是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營商活動中，歷來看重“財自道生，利緣義取”“以儒術飾賈事”。徽商吳南坡表示，“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終不以五尺童子飾價為欺。”主張誠信為本，堅守以義取利，是徽商一以貫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獲得了良好的市場信譽。從根本意義上說，將誠信作為經商從賈的道德規范，正是徽商獲得成功的要訣所在。歷史上，各地商家在買賣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現象時有發生，然徽商卻不屑為之。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豐做糧食生意，即使在天災大饑之年“斗米千錢”的情形下，也決不在糧谷中摻假害人。清末胡開文墨店發現有批墨錠不符質量要求，老板胡余德發現后立即令所屬各店停止制售此墨，并將流向市場的部分高價收回，倒入池塘銷毀。為保證商品質量，維護客戶利益，決不摻雜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毀掉重來，體現了徽商以誠待人的處世原則和以真行賈的經營理念。儒家經典素有“明允篤誠”之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民無信不立”。富與貴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徽商歷來奉行“賈道而儒行”，倡揚誠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詐術”，不以“功利為急”，故譽溢湖海，“而資益積也”。徽商許憲由此總結道：“惟誠待人，人自懷服；任術御物，物終不親”。

商家在營市利人的同時從中獲取合理利潤，本無可厚非。但如何看待義利關系，是見“利”忘“義”，還是“取予有義”，則是考衡商家職業道德和商業理性的標尺。明代有一徽商在江蘇溧水經商，低息借貸便民，從不居中敲剝。嘉靖22年谷賤傷民，他平價囤積，次年災荒，谷價踴貴，他售谷仍“價如往年平”，深得百姓信佩。無獨有偶，休寧商人劉淮在嘉湖一帶購囤糧谷，一年大災，有人勸他“乘時獲得”，他卻說，能讓百姓度過災荒，才是大利。于是，他將囤聚之糧減價售出，還設粥棚“以食饑民”，贏得了一方百姓的贊譽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漸興隆。以義取利，為義讓利，一方面體現了徽商對中國傳統倫理原則的恪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徽商對“義”、“利”辯證關系的深刻領悟和具體把握。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子說：“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此亦徽商為人處事之本和經營決策之術。

徽屯老街“同德仁”是制售中藥材的百年老店，為保證藥材貨真價實，維護商號聲名信譽，店主每年專派經驗豐富的老職工前往名貴藥材原產地收購原料。在加工炮制方面，更是遵守操作程序，嚴格把關，從不馬虎。如：在炮制特色名藥“百補全鹿丸”時，該店每臨秋末冬初都要舉行“虔修仙鹿”儀式，即在抬鹿披彩游街之后，讓眾人現場監督鹿丸制作的全過程。徽商在各行各業，正因為堅持以真取信，以誠待人，秉德為商，重義取利，才贏得了廣闊的市場和彌久不衰的聲名。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指出：“廉者，有分辨，不苛取；歸富者始若儉于取，終則厚于藏。”徽商在張弛萬變、風云詭譎的商海中，之所以能立足穩健，賈道通達，聲名遠播，皆因“智巧機利悉屏不用，惟以誠待人”之所致。

現代市場經濟的實質就是法制經濟，而法制經濟除以各項律法作為規范市場行為的基本保證之外，其倫理基礎和自律因素則是以誠信為本的商業理念。徽商在數百年經商歷史中堅守的中國傳統倫理原則和以誠為本的經營思想，對于我們今天規范市場經濟行為，無疑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