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家住在中南海》 王凡 東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劉少奇及夫人王光美與子女們在一起

平時在甲樓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學畢業后，被送蘇聯深造。

早在1939年，劉允斌和劉愛琴，就被送到蘇聯，他們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過的莫尼諾兒童院學習過一段。1945年，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在該院畢業后，他以優異成績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獲副博士學位。

兩年后，劉允斌回到祖國。他只在中南海的家里住了幾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縣，進了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劉愛琴1949年跟父親回國后，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當了一段俄語教師。翌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深造，1953年畢業，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劉允斌、劉愛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調到了內蒙古。從此以后，他們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親、繼母和弟弟妹妹們團聚。

劉少奇和何葆珍的三個兒女，都有一段到蘇聯留學的經歷，偏偏三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莫言花重舟將沒，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墜入愛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層政治的制約，是作為一國政黨領袖的子女娘胎里帶來的特殊染色體。這種染色體，給他們的私生活帶來的影響，往往是負面的。特別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受到強化的歲月，柔性的情感，與堅實的政治碰撞時，受損傷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著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后裔。因為這些國度的共產黨，都處在與當政者對峙的狀態，黨的領袖們生活動蕩，性命堪虞，更無法撫養照顧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這里，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并獻上自己初開的情竇。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后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當的。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惟一紀念是把他們共同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里，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