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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出生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著較高的文化和更新的理念；他們對城市充滿向往，而對父輩曾經珍視的土地和農村，感情日漸淡漠。他們有個社會稱呼，叫“新生代農民工”。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總數達8487萬人，已經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和產業工人的重要力量。12月8日，全國婦聯宣傳部和中國家庭文化研究會在京發布新生代進城務工者婚戀生活狀況調查結果，對他們的就業和生活狀況、城市社會適應度和婚戀生活作了全方位追蹤。
回不去的農村
黃峰出生在黃山腳下，現在北京，是一名裝修工人。他有一個習慣，每天早上出門前，都要泡上一大杯老家產的綠茶。“最主要的是有老家的味道。”盡管時時想家，但黃峰坦言，掙錢是硬道理，回家的可能性不大。
調查結果顯示，新生代進城務工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求發展、多掙錢、學技術。而職業發展規劃中，首選的是創業，有57%的被調查者希望定居在城市，而只有4.1%的被調查者計劃“回鄉當新農民”。
從經濟收入狀況來看，被調查者平均月收入2147元，普遍超過務工省市最新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并且，90.6%的被調查者有節余，人均每年積蓄1.2萬元。而他們理想的月收入是3827.6元。
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換工作比較頻繁。被調查者六成在兩個及以上城市務過工，八成換過工作，人均換工作3.35次，換工作最多的達20次。多次變換工作的主要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工資比較低”、“沒有發展機會”和工作“會影響健康”。
最不能接受被歧視
27歲的陳斌看上去有著超出年齡的成熟，17歲離家，10年間，他走過將近20座城市。最終，他在北京成長為一家大型醫療集團的市場總監，并且他還擁有了一大批城里人朋友。“城市其實并沒有很多打工者說的那么冷漠，它給每一個走來的人都提供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陳斌說。
融入城市社會，是新生代農民工的迫切需要。從調查結果來看，能如陳斌這樣適應度很好的，僅占0.2%。大多數仍處于“中等”和“較低”水平，“中等”程度的，占45.5%；處于“較低”水平的，則占到44.3%。新生代農民工有“城里人朋友”的比例為24.8%。
“農民工”是一個約定俗成的稱呼，但他們自己卻未必喜歡。被調查者中認為自己的職業身份是“外來工”的，占50.9%；認為自己是“職工”的，占30.3%；而認為自己是“農民工”的，只占14.0%。
從農民到流動人口、新市民，再到市民，農民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身份幾經變換。在被調查者中，認為自己社會身份是“流動人口”的占55.3%；認為自己是“新市民”的占21.3%；認為自己是“農民”的僅占13.0%；還有10.0%的被調查者認為自己是“市民”。
歧視是最不能接受的。調查結果顯示，在不能接受城里人的行為中，57.9%的被調查者首選“看不起農民工”，18.8%的人選擇“對人不熱情”。
孩子需要平等的教育
小毛和丈夫在北京開了家蘭州拉面館，帶著5歲的兒子和3歲的女兒。小毛喜歡這個城市的一切，她最大的希望是兩個孩子能留在北京上學，盡管她似乎并不知道讓孩子在城里上學有多難。
調查顯示，近六成子女隨父母進城，舉家進城已顯趨勢，另有39.5%的孩子在老家跟老人一起生活；同時，超過八成已婚者與配偶一起生活。舉家進城，對于夫妻團聚和解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大有裨益，但流動兒童的權益保護，同樣值得關注。
調查顯示，已婚者城市婚姻家庭生活的五大困難，“子女入托、入學難，費用太高”排在“沒有合適住房”之后，位居第二，其他依次為“缺乏社會保障”、“家庭收入偏低”和“無力贍養老人”。
農民工找對象五大難
23歲的小王在北京一家公司做網絡維護。一個月2000多元的工資，讓他沒有自信交女朋友，再加上上班時間緊，又不善于和女生打交道，所以小王對感情抱著隨緣的態度。
小王的情形帶有一定普遍性，調查顯示，“農民工找對象難的原因”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男工收入低，婚戀交往沒底氣”、“工作時間長，缺少社交機會”、“個性原因，不善于與異性交往”、“忙于打工掙錢顧不上談對象”、“文化程度低”。
進城務工，生活面拓寬，新生代農民工的婚姻和戀愛渠道也拓寬了。被調查者因親緣(親戚介紹)、地緣(老鄉或介紹)結識對象或配偶的，占49.7%；而因業緣(同事介紹或工作接觸)而結識的，也已占43.7%。
同時，城鄉互通也更廣泛，被調查者的對象或配偶戶籍為“城鎮戶口”的占23.6%。另外，在配偶戶口是城市戶籍的被調查者中，女性占62.6%，男性占37.4%。顯然，通過婚姻使自己成為“城里人”，女性比男性更具優勢。
調查還反映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期盼。他們對政府期盼：“讓農民工享受同樣的社會保險”、“讓農民工也能租住公租房”、“讓農民工子女也能就近入學、入托”、“讓農民工家庭也能上城市戶口”和“發揮民間組織援助農民工的作用”。
對企業、單位的期盼主要是：“上職工社會保險”、“按時發放工資、加班費”、“節假日減少加班”、“幫助解決探親房”和“經常組織文體活動”。
對社會的期盼主要是：“城市居民對農民工多一些理解和尊重”、“設立農民工求助熱線”、“加強媒體對農民工的正面宣傳”、“婦聯、工會等人民團體提供婚戀幫助”。(本報記者劉維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