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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彩票是為了幫助窮人,但窮人卻買了更多的彩票。在中國,彩票為消除貧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研究機構的調查顯示,問題彩民的不斷出現,在某種意義上消減著彩票的正面效應。
不管調查數據是否存在爭議,中國社會都應對問題彩民現象給予足夠重視
日前,由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彩票事業研究中心發起的“中國彩民行為網絡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彩民人數達到2億多人。最令人關注的是,問題彩民約為700萬,重度問題彩民達到43萬人。而早在兩年前,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問題彩民約有400萬。
兩年時間內,中國問題彩民增長了300萬?
問題彩民的數據一經公布盡管引來頗多質疑,對于問題彩民等概念的界定再次成為學界爭論的焦點,但一個不爭的共識是,隨著中國彩票業的飛速擴張,問題彩民正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700萬問題彩民?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彩票事業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海平看來,所謂問題彩民,是指買彩票上癮,不能自抑的彩民。調查依托國內12家彩票行業網站的平臺,在2011年9月至11月的3個月時間內,共吸引了176200多人參與。研究中心最后篩選出38810個有效個案。
“我的數據不怕別人查,關鍵不在于數據有多少,而在于數據一定要可靠”。陳海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盡管只剩下三萬多的樣本量,但相比國內成百上千人的樣本規模而言,如此大型的調查依然罕見。
受訪彩民平均每月用于購彩的花費是85元,以2011年中國福彩、體彩總計2114億元的銷售額推算,中國彩民數量大致在2.17億人。當然,在這個包含了5份問卷、近300個問題的網絡調查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有關“問題彩民”的部分。
為了盡可能保證研究結果的科學可靠,陳海平領銜的研究團隊決定采用兩套國際上通用的問題彩民甄別標準,進行兩相印證,結果發現,在兩套甄別標準之下,問題彩民流行率分別為4.6%和3.2%,以2.17億彩民規模推算,問題彩民的數量分別達到893萬人和620萬人,平均下來,中國問題彩民的數量約為700萬人。
陳海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若按照國際慣例,將兩套標準之下得分最高的問題彩民群體視為重度問題彩民,那么即使取兩套標準中的較低值,按照最保守的估計,中國重度問題彩民的數量也超過40萬,而如果取美國精神病學精神病統計手冊的推算值,重度問題彩民數量則會高達108.5萬。
調查表明,彩民中93%為男性,而女性更易上癮。問題彩民主要出現在18歲到45歲之間,多為高中和大專學歷,月收入不足三千,這一群體自認為屬于社會經濟地位的中下層。這一調查還顯示出中國網絡彩民擁有“五有一缺”的特點:有學歷、有技術、有家庭、有結余、有夢想、缺乏社會地位。
問題彩民的調查數據猶如重磅炸彈,這讓不少業內人士對于網絡調查數據的科學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質疑。中國問題彩民真的有700萬?
事實上,由于統計口徑的不同,目前中國問題彩民的數量究竟有多少,無論是在學術界還是彩票行業內部,都尚難達成共識,陳海平也希望通過這個網絡調查對數據統計上有幫助。
問題彩民到底有多少?
在統計問題彩民之前,急需解決的是問題彩民的界定。
時至今日,學界對于問題彩民都沒有一個權威的概念。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彩票研究所所長馮百鳴認為,問題彩民要從購彩金額占收入比例、選彩票所耗時間、對購彩人身心損害程度以及社會影響四個方面進行判斷。知名彩票研究者、江南大學副教授王君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國外對于問題彩民的判定很嚴格,至少有十條標準。有的標準甚至細化到對問題彩民因入不敷出的理財狀況的評定以及對社交的影響。
“問題彩民在國內很難從醫學界定,因為沒人愿意承認自己有精神病。”上海體育彩票研究中心秘書長李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一般而言,問題彩民是指心理上呈現病態的彩民。他們對彩票在精神上有一種依賴感,出現“成癮”的癥狀。因個體化差異和自控力的強弱,出現這類問題的彩民有輕有重,嚴重者經濟上會產生困難、生活上會產生很多問題,有的可能影響到家庭,甚至走向犯罪。
對于問題彩民的不同界定自然影響對這一群體人數的評估。2010年,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的一份報告中稱,中國彩民為2億,按照國外統計問題彩(賭)民的比例占彩民總人數(問題彩民流行率)的2%至3%的方式計算,得出中國至少有400萬問題彩民的數據。時隔兩年之后,北師大在作報告測算時,提高了問題彩民流行率,得出700萬問題彩民的結論。
安豐是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上述報告的參與者之一,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因為沒有符合中國市場的統計標準,均是套用國際標準。
在安豐看來,數據上的差異主要是因為中國彩票市場發展和專業研究的時間并不長,類似的調查只是得出一個參考數據,更深的意義在于,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國問題彩民的評判標準。
陳海平坦言,雖然前期進行了大量的統計修正以保證樣本的代表性,但網絡調查的局限性依然難以完全消除,比如不熟悉網絡使用的老年人、沒有上網條件的農民工等在線參與調查的可能性比較小,使得這些群體在調查對象中的分布比較少,網絡調查結果未必與在實地調查結果完全一致。但擱置這些統計上的技術性因素,調查的初衷主要是喚起社會對于問題彩民這一弱勢群體的更多關注。
“發行彩票是為了幫助窮人,但窮人卻買了更多的彩票”
2004年,西安寶馬案使中國彩票跌入低谷,但很快中國彩票進入跨越發展階段,其增長速度已連續兩年排名世界第一。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共銷售彩票2215.82億元,與2009年相比,翻了近一番。
大發展背后亦暴露出更多的問題。馮百鳴注意到,高速發展之下,中國的彩票發展指數已接近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所謂彩票發展指數指一個區域內彩票發行總金額與本區域內GDP的比值。據馮百鳴介紹,西方發達國家,指數基本上是在0.4%到0.5%之間,而中國早在2008年即達到0.4%,現已上升至0.5%。
更令人驚訝的是,在西藏和云南,這個數據接近1%,“也就是說GDP增長100塊錢,有一塊錢是彩票貢獻的,這說明彩票發展速度控制力度不夠。”馮百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原本發行彩票是為了幫助窮人,但是窮人卻買了更多的彩票。
王君柏在調查中發現,買彩票基本分為兩類人,一種是隨機選號型,另一種是守號型。后者長年堅守會形成一種“內控感”,認為成敗可控。如果這一期買的號在下一期出現了,就自認為成功了,只是時機不對而已。在陳海平的調查問卷中,這亦得到數據支持。認為“總有一天自己會中大獎”和“只要堅持下去,中大獎是一定的”彩民分別占到了7.3%和 6.4%。而造成問題彩民的另一個原因是,彩票產品設計的缺陷。比如,某些彩票設計和規則制定不科學造成彩民非理性投注,以及數分鐘即開獎的彩票,因頻率太快也會對彩民心理產生影響。
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媒體的夸張宣傳對彩民造成中獎錯覺。類似“守號三年,喜中千萬”等報道頻見于報端。王君柏認為,媒體的過度宣傳,使彩民認為中獎的主觀概率高于客觀概率,周圍經常充斥中獎消息,會產生“鄰里效應”,令彩民產生大獎距離自己很近的錯覺。“事實上,中大獎的幾率就像是從月亮上飄下一片雪花,正落在你頭上。”馮百鳴打比方說。
王君柏還從心理學的“挫折侵犯理論”角度分析問題彩民的潛在危害:屢買不中,遭遇挫折越多,就越有可能侵犯別人。2009年,浙江一名沉溺彩票的彩民,出現被害和關系妄想等精神病性癥狀,將浙江體彩中心一名工作人員殺害;在此之前,中國農行邯鄲分行管庫員盜取金庫現金5100萬購買彩票,最終被判處死刑。
“這些報道會對彩民有所警示,但與報紙上彩票專欄長年累月地宣傳相比,警示作用可謂杯水車薪。”王君柏對此憂心忡忡。
除此之外,令人擔心的是,號碼預測產業正“蓬勃”發展起來。在投注點,不少彩民都會盯著走勢圖或者抱著《藏寶圖》《矩陣寶典》等預測類刊物研究下期走勢。事實上,所謂號碼預測是徹頭徹尾的偽科學,卻都打著科學的旗號。
“彩票最大的特點就是隨機性,如果有規律可循,那彩票就是失敗的。”王君柏說。
一位彩票業內的知名學者曾公開批評預測現象,可事后就接到做預測生意老板電話,求其不要再發言,否則直接影響其生意。“彩票管理者要保證銷量,在這方面也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也是彩票發行的悖論。”這位專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安豐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彩票本身,而是在于對彩票的錯誤理解。彩票是一項具有娛樂性、獻愛心的概率游戲,但在中國,中大獎永遠是第一位的。馮百鳴坦言,彩票對于中低收入大眾來說,儼然成為一夜暴富的途徑之一。
“對青少年價值觀的負面影響甚大”
在北師大的網絡調查中,未滿18歲的青少年彩民占彩民群體的2.4%,其中不乏小學生。而在問題彩民群體中,青少年彩民占到0.23%,盡管比例不高,但若乘以我國龐大的彩民總量,其絕對數量依然不容忽視。
對于青少年購彩問題,從事彩民心理和行為研究多年的陳海平也表達了自己的擔心:“它會扭曲了青少年的價值觀念,覺得可以不勞而獲,覺得憑運氣就一定可以成功,這種對青少年價值觀的負面影響甚大。”
2009年7月1日實施的《彩票管理條例》中明確規定,彩票銷售點禁止將彩票銷售給未成年人。但事實上,這條規定很難在實際中進行監管。一位參與該條例制定的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應該規定未成年人不得購買彩票,而并非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這位專家曾向相關部門建議但并未被采納。“這條規定應該是向消費者提出警告,而不是本末倒置,這是要讓銷售人員練就一雙識別未成年人的火眼金睛嗎?”
李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英國,實行網絡實名,相關部門一年三次會對不確定的ID進行年齡上檢測。如果向未成年人銷售,就會被取締。
如何救助問題彩民?在王君柏看來,隨著彩票業的發展,問題彩民群體壯大的趨勢是難以遏制的,光靠政府出臺措施,從政策層面解決并不現實。王君柏建議,要從根本解決彩民素質不高的問題入手,在上學期間了解一些概率知識,同時對于完全入迷者,一個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改變他的社交網絡和方式,在特定時期把注意力轉移出來。
研究彩民問題多年的馮百鳴認為,政府應該支持問題彩民的民間救助組織,將部分工作交由NGO組織完成,而政府應該通過購買服務參與到問題彩民的求助中間來,努力將其變成綠色彩票。曾赴美國研究博彩業的李海說,國外的博彩雜志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研究問題彩民的,這有助于讓公眾認識到其危害性,在全社會形成共識。
陳海平亦在報告中建議研究制定中國問題彩民防治體系,確立中國問題彩民甄別標準,進行問題彩民監測,探索中國特色的責任彩票體系建設,“真正讓彩票變得更加科學和健康。” ★ 本刊記者/劉子倩 文/祝偉
(應受訪者要求,安豐為化名,實習生張琦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