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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率低于工業化率
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則表示，工業化進程根本核心是勞動力轉移，按目前分析數據，如果計算以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力，至少有30%~35%的勞動力是農民勞動力，盡管他們的收入目前仍在增長，但其收入也只是農民工的一半，照此不應出現民工荒及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情況。
“但現在，確實出現了勞動力工資上漲的情況，如何解釋這個悖論？”他說，此悖論反映了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也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業化。工業化率步速快，但城市化率低，勞動力進城了，把老人孩子留在農村。他表示，用各種方法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在城里待下來，這是“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
分析物價上漲應考慮四因素
本報北京訊（記者趙琳琳、張瑩、柳建云）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在昨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上說，對于物價上漲，應從市場結構、國際傳播、成本推動及類金融化等四方面因素考慮。
李揚認為，其一是市場結構問題，一般是從宏觀角度去分析，但反過來也要找找宏觀經濟現象基礎，比如，這一年來的市場參與度如何？交易合約怎么設計的？程序怎么樣？對價格產生了什么影響。
此外，就是從國際傳播的因素來考慮。此前被強烈關注的石油漲價問題，實際上包含炒作因素。
最后是成本推動因素以及類金融化問題，比如，金融資本炒作，對物價產生的影響。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術委員會成員樊綱則在會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現在中國貨幣確實面臨著流動性過剩的問題。
他認為流動性過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2009年，為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結果造成貸款、M2增長過快，在情況變化后，一些過度發放的流動性需要回收，此外，是近兩年有些外資包括熱錢的流入，每個月每個季度都有外匯儲備的增加，這也意味著國內流動性的增長，因此，要適當對沖掉這些新增的流動性。
李稻葵：房產限購應淡化戶籍色彩
本報北京訊（記者趙琳琳、張瑩、柳建云）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昨日表示，國內可能需要新形式的改革。對于改革在當前情勢下遇到的瓶頸，李稻葵表示理解，他說，改革不僅需要頂層設計，也需要調動部分基層。需要通過基層感受來設計新機制改革。
改革應從基層做起
李稻葵表示，改革很大程度上應從基層做起，學術界應從中國實際進行研究，并通過一系列安排過渡到合適的制度。
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則表示，“十二五”動力源于改革。他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十二五”的主要動力來自于體制改革。
戶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帶
李稻葵表示，房地產限購應該從局部的資本管制這個角度來理解，而一個十分重要的隱患卻是戶籍制度存在灰色地帶，“北京市的房產限購政策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把戶籍放在核心位置，而北京市的戶籍存在灰色市場和灰色價格是一個大家都清楚的事實。”
李稻葵表示，如此搞限購，就是把從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倒買倒賣戶籍的人手里，這樣投資需求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他建議將限購作為過渡手段來堅持，但是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因此具體政策還需進一步完善，“淡化戶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實際標準，時間也不一定要很長，兩年應該夠了。”
龍永圖：應給予內外需求同等待遇
本報北京訊（記者趙琳琳、張瑩、柳建云） “我的觀點是不要把出口問題中的減少出口問題當成調結構、轉方式的主要目的，沒這個必要。”龍永圖在昨日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1年年會上說道。
龍永圖表示，現在一談調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家就覺得像是拿自己開刀，減少投資，減少出口，增加內需，“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想刻意減少出口，這已經形成一種國際潮流了。不要形勢好的時候罵出口；形勢壞的時候，或者經濟出現困難的時候又向出口來要效益、要增長。市場丟了再要拿回來是很困難的。”
“以后能不能把‘三駕馬車’搞成兩駕，一個投資、一個需求。”龍永圖認為，在全球化發展越來越深入和關稅減少得差不多的情況下，應當將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分開，并給予兩種需求同等的國民待遇。
在他看來，出口多了，也就意味著我們海外投資增加了，“給予內需和出口機遇同等的國民待遇是拉動經濟的重要方式，搞清這個觀點對于改善中國的整體出口環境將有很大幫助。”
此外，龍還認為，在中國的農民問題和城鎮化問題沒有得到真正解決之前，中國的內需是一個幻想，還是得靠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