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行了近二十年的知識分子評定專業技術職稱必須考外語這一“鐵板”規定，近日終于在貴州等省撕開了一道裂縫——貴州省人事廳宣布，從明年起取消中級職稱外語考試，包括新聞在內的二十二個高級職稱外語考試也同樣取消。一石激起千層浪，人們從中嗅到了職稱外語考試改革的濃烈味道，由此引發的職稱外語考試“存廢之爭”也愈演愈烈。

為知識分子評定專業技術職稱，是中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為改善知識分子待遇、提高知識分子地位而開始實行的重要舉措，通過職稱評定來實現知識分子在專業技術職務上的晉升，從而為其增加薪水、提高待遇。但是，前提條件是必須通過相應等級的外語考試，盡管極少部分年齡大的知識分子受到免試或改考古漢語的照顧，但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只有跨過“外語考試”這道門檻、才能參加職稱評定。

因此，職稱外語考試成了獲得職稱的“鐵門檻”、“硬指標”，具有一票否決權的威力。從一九九九年開始，職稱外語水平測定采用全國統考方式，是目前中國參考人數最多的考試項目之一。這對適應改革開放大形勢的需要、提高國民整體外語水平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目前的職稱外語考試過于“一刀切”，為考而考，考用脫節，甚至那些整天埋頭于故紙堆、研究古漢語的人，若想評上職稱，也得通過外語考試這道關口。

為此，社會上許多人多年來呼吁取消這一考試。記者在采訪中遇到了許多農業、醫學一線的工作者，他們大都每天忙于自己的科研和工作，與英語接觸很少，僅僅因為英語測試通不過，被隔在了評定職稱的大門之外。福建省一位人士說，幫幫我們一些醫院的衛生技術人員吧！只有取消職稱外語考試、或者允許免試，他們的職稱才能有機會評上。

顧先生是上海的一位農業師，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近年陸續發表了十多篇有價值的學術論文，同時在農產品開發方面成果卓著，其科研成果僅在二00一年就創造財富三百多萬元。為申報高級農業師職稱，他自二000年起連續兩年參加外語考試，結果都不及格，一肚子苦水無處訴說。 北京某中醫研究所牛大夫說：“我的專業和古漢語關系密切，與英語水平沒有必然聯系，可職稱評定卻要我考英語，真是荒唐！”供職于北京某事業單位的陳先生坦言，自己雖然職稱外語考試考了八、九十分，但是所學的外語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根本派不上用場。

北京師范大學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主任王建民指出，目前的職稱外語考試存在諸多問題，最明顯的就是外語考試無法真實衡量申報職稱者的專業技術水平，一個人的外語水平低并不一定缺乏專業水平，同樣，外語水平高也無法說明其專業水平就一定突出。另一個最突出的弊端就是造成了人們在時間、精力和經濟上的巨大浪費。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行政法學研究所所長何兵教授甚至指出：在《行政許可法》實施后，現行職稱外語考試從設立到實施都有違法之嫌。其理由在于，將外語考試與職稱掛鉤的依據是人事部部委規章，而《行政許可法》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取消部委的行政許可設定權，只有國家法律和國務院法規可以設定公民資格資質許可；將外語作為職稱評定的必備條件，除非有明確法律法規為依據，否則就是違法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職稱外語考試已成為一些人的牟利工具。記者從職稱外語考試相關網站上看到“職稱外語考試名師教堂”、“京華職稱外語考試百分之百簽約保過不是虛言”等等廣告鋪天蓋地；各類輔導班紛紛涌現，費用從二百元到六、七百不等。職稱外語考試所必需的《職稱英語指定用書》及《考試大綱》定價八十八元。據出版社業內人士透露，如果圖書的發行量在一萬冊以上，最保守估計利潤約有百分之五十，如果按四百萬考試者購書來計算，這兩本書的利潤將超過一億七千萬元。

當然，也有一部分人認為，可以繼續進行職稱外語考試，但是不能實行“一刀切”。有的專業與外語聯系密切，應該考試；有的專業不需要外語或很少用到外語，可以不考試，或不將外語考試作為職稱評定的依據。上海公共行政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人才專家沈榮華提出，按照科學人才觀，現行職稱制度必須改革，其核心是堅持能力與實績的標準。因此，職稱外語考試應堅持“不一刀切”，即職稱外語考試應按崗位需求，區別對待。有些涉外崗位需要外語，進行外語測試是完全必要的；但很多崗位不需要外語，就沒必要測試外語。

面對社會上的呼聲，一些地方已經大膽地開展了職稱外語考試改革，如山西、福建、江蘇、貴州等地已主動取消部分職稱外語考試。當然，這項改革還要繼續，至于改革將進行到何種程度，還有待觀察。（作者 生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