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陳紅的煩惱就是從推優開始的。
陳紅知道自己的女兒雖然在學校里算是拔尖的，“但畢竟那是一所普通學校呀。”因此那些市重點學校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只想能被推優上區重點學校就行。
但面試的時候，陳紅發現“綠卡”成了擺在女兒面前最大的障礙。不少學校表示，要先考慮有北京市正式戶口的孩子，再考慮他們這種拿“綠卡”的。
幾經周折后，終于有一所離家不遠的區重點學校答應錄取女兒了，“但前提條件是我們要在最近幾年內把孩子的戶口轉進來。”陳紅說。
女兒的事情終于有了結果，陳紅卻一蹶不振了：“我就是想不通，我們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上不了那些好學校。”
陳紅雖然沒逼著女兒學這學那，他們夫婦卻為女兒付出了很多。他們本來在家鄉有著挺好的工作，丈夫開公司，她自己做翻譯。為了女兒他們放棄了一切，來到北京，重新奮斗。現在他們已經在北京買了房、安了家，給了女兒一份衣食無憂的生活。
“我現在覺得特別沮喪，不知道奮斗這么多年值不值，不知道自己當初的放棄還有沒有價值。”
現在，陳紅辭掉了工作，外語專業的她每天的工作就是逼著女兒學英語，準備過幾年就把女兒送出國。
懷疑：
“是我害了孩子嗎？”
陳紅的病因來自對外部條件的不滿，而蔣倩的心病則來自對自己的不滿。
“小升初”來臨的時候，蔣倩給女兒做了一份自認為很能反映女兒水平的簡歷，共計兩頁。簡歷上除了列出一些硬指標：英語成績、奧數成績外，更多的是些“軟”成績：女兒在區里的攝影比賽中獲了三等獎，在《中國少年報》上發表了詩歌作品，女兒代表班級參加各種公益活動，還有長長的一串女兒曾經閱讀的書目，其中包括像《笑林廣記》這樣的古文書籍。
當她信心滿滿地把女兒的簡歷交給面試老師的時候，老師匆匆瞟了一眼說：“把沒用的都拿掉，只剩一頁就夠了。”
“哪些是沒用的？”
“就這些。”老師指的正是蔣倩引以為豪的“軟”成績。
“到了關鍵時刻，所有這些都沒用，學校只看外語和奧數成績。”簡歷被砍掉的同時，也砍掉了蔣倩對自己和女兒的信心。
一直以來，蔣倩覺得女兒非常優秀，也覺得自己對女兒的教育很成功。蔣倩非常重視拓展女兒的知識面，讓她廣泛的閱讀，并鼓勵她多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女兒曾經代表自己班級跟外地學校組織手拉手活動，電視臺還特意采訪過女兒。
“有什么用呢？”蔣倩很悲觀。自己眼中女兒的眾多優點，在嚴酷的小升初競爭中都變得無足輕重。
蔣倩開始了深深的自責，她開始懷疑自己的教育方式，她甚至覺得是自己害了女兒，沒讓女兒擁有那些過硬的成績，是自己不稱職才讓女兒在競爭中沒有了優勢。
深深的自責折磨得她異常痛苦，她開始指責女兒：“你但凡有那些硬的東西，我至于這樣嗎？”但是指責過后她又覺得這也不是孩子的錯，于是便再次自責。
就這樣在自責和指責的交替折磨中，蔣倩的過敏舊癥復發了，同時伴隨著心臟的不適。
魔怔：
為別人設計小升初
“我現在最不愿意看見和聽見的就是‘小升初’幾個字。”蔣倩說。
無論經歷過怎樣的痛苦，“小升初”終于還是結束了，很多家長像蔣倩一樣，再也不愿意提那段痛苦的日子。
不過金燕除外，她的孩子“小升初”時并沒有受太多煎熬，一下就考入一所名校。現在她每逢遇到正在上四年級、五年級的家長朋友，就會不停地介紹經驗，幫他們出主意，給不同的孩子設計不同的“小升初”之路。
“我自己都覺得有些奇怪，以前我很少這么羅嗦，可是現在有點兒管不住自己，好像不說別人就會走彎路，朋友都說我魔怔了。”金燕說。
其實，金燕可能還沒有意識到，她的這種行為也是在排解壓力。雖然自己的經歷并不像別人那么慘痛，但她也焦慮過，同時也在感受別人的焦慮。有人說“小升初”就是“小高考”，競爭激烈程度甚至強過高考，整個社會都在為此焦慮，更何況身在其中的家長了。
好在孩子并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脆弱。
“我現在想想，要不是我整天指責女兒，她也不會那么焦慮。”蔣倩說反而是女兒讓她渡過難關。
就在女兒最終確定去向后，蔣倩對女兒說：“如果你覺得委屈，一年后，我再想辦法幫你轉到一所好學校去。”
“轉到那樣的學校是你覺得好，我并不覺得好。我就喜歡這里，因為我在這里找到了新的目標，我在這一定能學得更好。”女兒的冷靜和理性完全出乎蔣倩的意料。
女兒現在所在的學校是一所日語特色校，日本首相曾到學校參觀過。女兒所說的新目標就是等下次日本首相再來參觀時，她能成為那個接待首相的學生代表。
女兒成長了，蔣倩一直懸著的心終于可以放進肚子里了。 (記者 樊未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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