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經歷過融資難的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一直有一個心愿，就是能夠在全國兩會上，提交一份關于改善中小企業發展環境的提案。

2008年3月3日，王健林首次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出現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并帶來了民營企業界的聲音。

經過長時間的調研，他在本次兩會上提交了《關于建立全國性政策性中小企業銀行的提案》和《關于加強對電影業的政策支持的提案》兩份提案。

在本次兩會上，這一話題也引起了代表、委員們的關注。同樣身為工商聯副主席的林毅夫、王文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一致認為，“融資關”是中小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亟待破解的一道難題，建議通過強化商業銀行與擔保機構合作等方式多渠道解決中小企業融資瓶頸。

調研中小企業

與不少房地產企業家更多地關注房地產領域不同，王健林此次參加兩會的提案沒有一個與房地產有關。在他看來，自己代表的是民營企業，如何為眾多的民營企業說話，才是自己最大的職責。《關于建立全國性政策性中小企業銀行的提案》就是他在進行3個月的調查研究之后產生的。

“其實關于中小企業發展的一些問題，壓在我心中已經不是一年兩年了。”王健林說。

身為一名民營企業家，在企業發展初期，王健林對融資難就深有體會。

如今的萬達集團已成為以商業地產、高級酒店、文化產業、連鎖百貨為四大支柱產業的大型企業集團，總資產300多億元，年銷售額200億元，不過當時萬達在成長初期，也面臨著融資難的問題。

“1993年，為了一筆兩千萬的貸款，我前后幾個月跑了幾十趟銀行，但是最后還是沒有拿到錢。”王健林說。

“中小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只有它們發展得好，國民經濟整體才能活躍。縱觀世界主要經濟強國，無一例外中小企業都比較活躍。”王健林認為，中小企業是富民經濟，中小企業發展成長的成果可以通過工資增長、崗位增加等直接被普通勞動者分享。

然而，目前中國的民營企業中，中小規模企業占了整個企業總數的99％，“盡管它們貢獻了全國每年新增就業的75％，創造的社會財富也接近一半，但是對資本的占有卻非常可憐，僅為10％，這個比例是非常不匹配的”。他經過調研發現，融資難是大多數中小企業共同面臨的最大問題。

王健林經過詳細調研發現，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中小企業盡管已有長足發展，但近些年的生存環境仍不容樂觀。從1994年到2004年，全國工商登記的個體中小企業數不僅沒有增加，還減少了770萬戶。2005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布的內資企業總數又比2004年減少30萬戶。以上數據說明，我國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仍需要下大力氣改善。

另一方面，目前，國家政策強調支持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而中小企業很難擠入其中。由于中小企業基本都是民營企業，這些企業從中央到地方都找不到任何依靠，中小企業融資難已成為全國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的最大瓶頸。

而各大商業銀行由于風險、成本、利潤等原因基本上不向中小企業貸款，或者貸款比例極低。本應承擔中小企業融資任務的各市商業銀行和信用社，也因為各種原因爭相做大企業的生意，逐年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各地財政部門雖然有少部分小額擔保貸款，卻如杯水車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王健林建議，成立一家全國性政策性的中小企業銀行，承擔支持中小企業的主渠道作用。鑒于這家銀行所服務企業的素質相對較低，風險較高，國家應給予這家銀行特殊的政策支持。一是全國性設立網點、多設網點的政策支持；二是給予減征或免征各種稅收的支持；三是嚴格限定這家銀行的服務范圍，必須是資產和銷售額在5000萬元，甚至是1000萬元以下的中小企業，一旦企業規模超出標準，就不準再給貸款。

“我是工商聯副主席，是全國政協委員，更是一個民營企業家，在今后5年當中，要把替民營企業呼吁，替民營企業說話作為第一要務，這是肯定的。”王健林言語中透出一份執著。

對于如何幫助中小企業跨越“融資關”，代表、委員們也開出了具體“處方”。民進中央在《關于完善政府支撐服務體系促進我國中小企業發展》的提案中指出，要力促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政府應當引導銀行業金融機構轉變經營理念，打破片面強調大客戶的陳舊觀念，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提高中小企業融資的成本核算能力，簡化信貸業務流程，完善金融產品創新。

大連民生模式

雖然身為地產老總，但在談到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時，王健林表示他更關注的是民生問題。

溫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關鍵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我對這個‘兩個提高’是舉雙手贊成的。”王健林說。

其實，早在王健林作為大連市政協委員時就曾經提到過這個提案，就是要讓市民首先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在2006年底，王健林被評為全國優秀的企業家作大會發言時，他的發言題目就是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這就是我一貫主張的。”王健林反復強調。“首先看企業發展要歸結誰，它不是歸結哪個國家，不是歸結哪個老板，更不是歸結哪個社會。企業發展成果首先要惠及公司員工，比如說在職股東，然后才可能是社會。比如萬達集團員工的收入一直以來都是比較高的，待遇也比較好，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他認為，我國居民的消費比例偏低，從50年代到60年代，消費比例從改革開放初期的60%下降到現在的30%，中國的消費比例是偏低的。“現在科學發展觀就是提出增加社會比重，怎么增加？這不是喊口號，我覺得就是增加居民收入。”

王健林表示，大連就出臺了一個政策，叫最低公司增長比例，就是年均工資增長低于百分之九點幾，就是違規，員工就可以去告發。比如大連市去年定的是最低增長9.4%，企業只要低于這個標準，員工就可以到勞動局去告。這個增長比例的制定應該至少與GDP同步。在目前的這個時段里，每年應該增加15%到20%，才是合理的。因此，國家應該盡快制訂一個經濟增長的條例和相關法案。也可以借鑒大連模式，出臺一個最低增長標準。

關注住房保障

廉租住房保障資金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溫家寶總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中央用于廉租住房制度建設的資金68億元，比去年增加17億元”。《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出，地方各級政府都要增加這方面投入。王健林認為，這標志著廉租住房制度的建設力度進一步加大，更多城市低收入家庭有望通過廉租住房制度改善居住條件。

“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拿了半頁紙，專門講住房講房地產，有史以來這還是第一次。住房保障已經列為了政府的主要工作內容，這是民生的重點，那也就是政府工作的重點。”王健林說。

從本次《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看出，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尤其是“廉租房”建設是政府構建住房保障體系的重點。

保障房制度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否能在市場中占主流，王健林有著自己的想法。他認為起碼需要四五年的時間，保障房制度才能取得一定的效果。

首次將中等收入人群也劃到保障房體系中，那就意味著現在市場上每年解決房子的數量，一半都應該劃到政府保障房里面去。這就不僅僅是國務院作一個決定就能搞好的事情，還需要地方的財政拿出巨大的投入。

此次《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只是提了一個宏觀目標，沒有跟進的具體執行的細節和獎懲措施。王健林認為，“保障房真正要見效果，廉租房、經濟適用房要有明確、硬性的指標，要有跟進的具體可操作細則與獎懲措施”。

他建議，廉租住房保障的收益由凈收益改為收入比例，這樣準確得多。第二是，中等收入者也納入保障，就是經濟適用房，政府應有明確規定，就是每年經濟適用房要占開工量的比例，或者按人口比例是多少。廉租房、經濟適用房不應只是各地政府的一本良心賬。“市領導良心多一點，就多建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