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6年3月，時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的張維迎教授發表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把關于中國改革的討論引向高潮。前不久，張維迎又就“什么改變中國”的話題，接受《權衡》雜志的專訪。本刊略作刪節，以饗讀者。

企業家改變中國

《權衡》：對于“什么改變中國”這樣一個宏大的問題，企業家、社會學家、政府官員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作為經濟學家，你的觀點是什么？

張維迎：從制度變革的角度看，簡單地說，是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如果從“英雄創造歷史”或“歷史創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因為鄧小平啟動了改革開放。

當然，也有人認為，在改革開放前夕，在經歷了“文革”這樣的災難之后，中國即使沒有鄧小平，也會出來另一個領導歷史變革的人。但無論如何，我們要承認，鄧小平超乎尋常的眼光和膽略，對改革開放的啟動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強調的一點，就是從社會人力資源的配置變化來講，是企業家的出現和成長改變了中國。我一直認為，發達國家和落后國家的區別就在于社會中最優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樣。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它有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使得社會中最優秀的人去創業；而在落后國家，往往是最優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個觀點，希望中國人從“學而優則仕”轉到“學而優則商”。這個轉變很大程度就是改革開放的寫照。如果我們把中國的地區差異做一個比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員占總人口或就業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區，經濟增長率越高。這說明政府官員比例的減少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們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GDP情況做一個比較，就會發現，企業家活動越發達的地方，社會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為勞動收入、利潤、稅收和折舊。如果把利潤占當地GDP的比例與當地的基尼系數進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潤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數反倒越低。

所以，總的來說，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哪個地方對企業家有吸引力，哪個地方的經濟增長就快，哪個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個地方的創業環境好，哪個地方的企業辦得多，哪個地方的就業壓力就小。企業家隊伍的壯大對社會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幾次大的經濟發展，都與企業家群體的成長有關。

《權衡》：能否具體描述一下中國企業家成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

張維迎：大致來說，改革開放后的制度變革有三次浪潮，這三次浪潮伴隨三代中國企業家的成長，也是三次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農村的“能人”轉變為企業家。改革開放之前，農村人沒有機會進入城市。改革開放之后，農村出現自由市場，一些“能人”、包括鄉鎮干部開始做企業。當時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經商，主要都是沒有出路的人，政府顧不了，國企也顧不了，所以就去倒買倒賣，成了個體戶。這是推動1980年代經濟高峰的一個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黨政干部和知識分子下海經商。主要是這批人中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沒有辦法在政府繼續工作；另一方面，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改變了中國的政策環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業活動的前途。這批以官員、知識分子下海為主形成的企業家隊伍，是1990年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

第三次企業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出現了一批以海歸人員為主的專家型企業家。這批企業家可以說是21世紀開始以“新經濟”、“網絡經濟”為重要特征的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

《權衡》：這三代中國企業家的相同與不同點是什么？

張維迎：要說不同，首先是教育背景。第一代企業家受的正規知識教育比較少；第二代企業家很多是大學生，甚至研究生，有政府的背景，統攬全局的能力比較強；第三代很多在國外接受教育，熟悉新技術的發展，懂得國際資本運作，更有國際視野。

三代企業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臨的產權制度不一樣。第一代企業家基本是戴“紅帽子”做起來的，有很多麻煩；第二代比第一代的產權狀況要好，那個時候允許注冊私人企業，原來的企業開始改制、摘帽子；而第三代企業家在產權治理結構方面一開始就比較正規。

社會上對第三代企業家的非議很少，一方面是他的產權結構一開始就比較清楚，他們的企業很多在國外上市，拿外國人的錢，似乎與我們無關。另一方面，他們的企業大多與高科技相聯系，一般人不太懂，看起來沒有可比性。而前兩代企業家做的事好像每個人都能做，所以他們的成功似乎總隱藏著什么問題，容易受到懷疑。

要說共同點，所有的企業家都有一個，就是創業時要冒很大風險。1980年代企業家面臨的主要是體制風險。別人不敢干，你敢干，你的收入就高。1990年代成長的企業家開始要面對市場風險。因為這種風險，當時很多成功的企業，現在已經死掉；很多當時叱咤風云的企業家，現在默默無聞，甚至連生活都成問題。高風險與不確定性是所有企業家的共同特征，現在成功的企業家也同樣如此。

《權衡》：在你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背后是企業家的成長，而企業家成長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張維迎：企業家成長的背后是人們選擇和創業的自由。只要給人們自由，就會有人去創業。比如某一個地方，某種產品供不應求，價格很高，就會有人想方設

法，組織資源，去生產和銷售這種產品。這就是企業家。企業家的作用就是通過調配資源使得社會財富增加。

自由擴大也意味著分配制度和激勵制度發生變化。過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業，因為做企業不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質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車級別不夠，坐不了軟臥，坐飛機買不到票。到后來，政府官員能得到的東西，通過做企業照樣可以得到。這就鼓勵了更多的人通過創業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還有一點，中國企業家的成長也依賴于社會觀念的改變。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對于中國人來說，企業家或資本家完全是一個貶義的概念，它對應的是剝削、欺詐、罪惡之類的詞匯。這樣的觀念如果沒有改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