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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傳啟,1962年生,湖北黃陂人。中國科學院研究員,美國紐約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世界科技研究與發展》副主編,現代化俱樂部總干事。曾任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科技外交官、中國科學院規劃處處長等職。1985年以來發表論文60多篇,出版專著《第二次現代化》、《第二次現代化的行動議程Ⅱ----K管理:企業管理現代化》和《效益管理》、合著《國家創新系統》和《創新與未來》、譯著《怎樣當一名科學家》等,參與《知識經濟》、《知識經濟縱橫談》和《知識經濟與中國發展》等書的撰稿。
兩次機會,兩個轉折
何傳啟無疑是新三屆最后那一撥大學生中的一個佼佼者。1979年他考入武漢大學生物系后,年年都被評為三好學生和優秀學生干部。當時正值改革初期,高校里的學術和政治空氣也比較開放,大學生們樂于接觸新鮮事物,何傳啟也不例外。作為一個理科學生,何傳啟對管理科學和社會發展學科有著濃厚興趣。
大學畢業的時候,何傳啟面前有兩個不錯的選擇:一是留在武大,一是去中科院遺傳研究所。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何傳啟選擇了后者。先是工作了兩年,然后三年的研究生讀下來,他的那個研究項目也全部做完了。這時何傳啟面臨著又一次選擇:要么換課題,要么出國,要么改行。何傳啟還是想在國內發展,一是因為他的專業,二是因為自己廣泛的知識背景,三是因為他自認為的適宜于中國文化環境中發展的個人性格。于是他留在中科院做生物科學的項目管理。何傳啟把自己人生發展中的這兩個轉擇,看作是國家和社會給予他這個農村出身的幸運兒的兩次幸運機會。 中國和美國為什么差距這么大?
1992年,在做了五年的項目管理之后,何傳啟在管理科學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這時候他感到自己在這個領域的發展已到了一個階段性的極限,短期內想再突破已經很難了。這時,適逢科技部舉行出國人員的選拔考試,何傳啟也參加了。過五關斬六將,他進入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科技處工作。一個更寬廣的舞臺展現在他面前。一方面,他的本職工作是促進中美兩國之間的科技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他得以有機會對自己所感興趣的美國經濟、科技和社會如何運轉等相關問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何傳啟當年的25個同學,有17個在美國,平均年薪是4萬美金,計約35萬人民幣,而何傳啟自己在國內時一年工資還遠不到一萬人民幣。也就是說,這些人干一年之所得,頂得上何傳啟這位當年這些人中的佼佼者在國內干三、四十年。1995年,美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2萬4千多美元,而中國是620美元。這促使何傳啟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同樣的勞動,美國人的收入卻是中國人的三、四十倍?為什么美國人工作一個星期,相當于中國人工作一年?更深層次的原因,只能從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社會機制和法律體系等方面來找,進而探討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發展之路。
何傳啟在華盛頓的那幾年,正好經歷了美國信息高速公路、國家創新體系和知識經濟等新思想的相繼出臺,并且親眼目睹了這些相關國策對美國的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巨大推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