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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渠道控制力仍弱 車險存灰色地帶
關鍵詞： 認定規則 保險公司定損 車險理賠 車險市場 小額案件 4S店 保險欺詐 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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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共睹，近年來我國保險業反欺詐能力提高很快。無論是車險信息平臺在全國范圍內的使用，還是保險公司風險內控能力的提升，都對車險欺詐進行了有效防范和遏制。
此次高達700萬元的車險欺詐案，不得不再次引起我們的警覺和反思，在一個以精算科學為基礎的現代金融體系里，在一個與千家萬戶息息相關的服務行業里，究竟還存在哪些“灰色地帶”？
保險公司渠道控制力仍弱
在渠道上控制力不足、前端銷售的不夠精細是此次車險詐騙案中反映出的一個突出問題。
目前車險市場逐漸形成了由直銷、電銷、網銷、以4S店為代表的兼業代理及少數專業代理組成的渠道體系。盡管近年來電銷、網銷等新興渠道發展迅速，但4S店等代理渠道無疑仍是保險公司車險銷售的主力。
不過，在與4S店等代理渠道的合作中，保險公司往往不處于“甲方地位”。在產品、服務及內部管理等環節缺乏精細化和差異化的情況下，手續費價格是保險公司維系渠道關系的主要手段。在市場環境較差時，代理渠道聯手抬高手續費，保險公司常處于被動。
尤其是近年新車限購等政策導致車市低迷，每月背著三四十萬元銷售任務的4S店等經銷商更加“在意”維修收入。結果就是，以前只在4S店利潤構成中占比四成的售后服務費用走出一輪上揚的拋物線。
為吸引客戶，車險理賠小額“軟欺詐”案件開始增多：想全車噴漆時“走個劃痕險”；客戶因未及時報案等影響理賠時，幫忙制造二次事故；損壞零件在可修復的情況下直接換新件等等。
“對于這種情況，保險公司通常沒有什么好的解決辦法。”一保險公司相關負責人說，“雖然從單筆案件來講，對車主和汽修廠都有利，但長遠來講，賠付率上升或導致車險價格提升，將會損害所有投保車險的消費者利益。”
過度依賴4S店等代理銷售渠道，使得保險公司往往不是直接面對客戶，對前端銷售的控制力不強，為后續業務留下風險隱患。好在近年來保險公司通過大力發展車險電銷、網銷、門店直銷等方式，加強對前段銷售、續保等環節的控制，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便捷理賠考驗內控水平
隨著我國保險機構的增多，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保險公司從傳統的價格競爭、理賠競爭轉向服務競爭已經成為大勢所趨。尤其是在車險方面，各家保險公司紛紛采用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簡化賠付流程。
不過在為消費者提供便捷服務的同時，也對保險公司內控，尤其是對查勘定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北京為例，由于實行道路交通事故快速處理機制，事故發生后，車主往往要將車輛移送到附近的定損點進行處理，保險公司定損員查勘是第二現場而非第一現場。為了讓客戶理賠更加便捷，對于小額案件，部分保險公司還會通過遠程定損或由4S店人員使用保險公司系統進行定損的方式。這一系列變化，要求保險公司的相關內控管理必須與之相適應。
“近年來，保險公司對查勘、定損環節的審核越來越嚴格。定損人員大都經過嚴格的篩選和培訓，較幾年前有很大改觀。但查勘、定損環節依舊是保險欺詐鏈條中的薄弱環節，這既包括定損人員與他人勾結故意騙保的，也包括由于經驗不足導致對騙保案件不察的。”一位保險公司理賠負責人說。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長劉建勛根據多年司法經驗判斷：“90%從事保險欺詐的人都是保險專業人士，知道保險公司軟肋在哪里，相當一部分人有從業經歷，并且在定損點或汽修廠等有內應。”
此外，一些保險公司對舊件回收疏于管理，也被不法分子利用。“一般來說，保險公司要求對汽車維修后的舊配件應在車主同意的情況下回收，如車主不同意回收，則會在賠款中將殘值扣除。舊件回收一是為防止舊件被反復利用、進行虛假報案；二是為防止其被重復使用到汽車修理中，給消費者造成安全隱患，但在實際操作中，保險公司執行得并不嚴格。”一業內人士表示。
犯案懲罰成本過低
犯罪后懲罰成本過低也是保險詐騙犯罪頻發的溫床。
從法律角度來說，保險欺詐行為可能涉及到民事和刑事兩種法律責任。國浩律師(北京)事務所保險法律部負責人詹昊說，目前困擾保險業界與司法界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界定保險詐騙犯罪和保險合同履行中的欺詐行為。前者要承擔刑事責任，后者算是民事糾紛。兩種行為有一定的區別，但是在表現形式、主觀心理等方面也存在相似性。而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法律界定不夠明確、偵查機關對于保險犯罪并不熟悉、被保險人夸大保險損失屢見不鮮、保險公司不愿意傷及自身形象等種種原因，真正能夠界定為保險詐騙罪、承擔刑事責任的并不多。即使相關涉嫌犯罪行為被保險公司向公安機關進行了舉報，司法部門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例如詐騙罪、保險詐騙罪、職務侵占罪、貪污罪)等問題上也存在巨大爭議。
而在民事審理方面，盡管保險公司多有指認存疑，真正定罪的比例也極低。劉建勛表示，民事審理的證據認定規則，全世界采取的都是證據優勢原則，我國也不例外。保險公司往往是在核損后對案件提出質疑，但被告人往往能夠提供整套的定損、理賠單據，保險公司在證據提供上不占優勢。
“同時，要定罪既需要客觀事實，又要有主觀故意，但一般來說，被告主觀故意很難認定。所以，法院最多只能認定賠償不合理，讓保險公司不必賠付，極少能認定被告為保險欺詐。”劉建勛說。
懲罰成本低讓保險欺詐的不法分子在犯案時有恃無恐。而保險公司在詐騙案司法審判時處于劣勢的主要原因，究其原由，主要還是因為舉證困難。“我們只是服務行業，即使發現可疑案件，也沒有調查權，在法律上沒有理論支撐，公安部門也無法配合。”某保險公司人士無奈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