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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性伴埋下疫情隱患
多數進城農民工的經濟能力僅能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很多家庭分居兩地，用錢購買性服務成為不少男性解決生理煎熬的選擇
目前，我國艾滋病傳播途徑主要是經性傳播和吸毒傳播。然而，無論注射毒品還是性交易，農民工的購買力都不高，為什么會成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
“如同吃飯一樣，有錢可以吃好的，沒錢可以吃差的。性交易有5元一次的，也有5000元一次的。”景軍說，現在的農民工與二三十年前不同，并非完全不了解艾滋病。之所以重蹈覆轍，有復雜的生理和心理因素。
原衛生部艾滋病預防控制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王若濤介紹，多數進城農民工的經濟能力僅能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很多家庭分居兩地，用錢購買性服務成為不少男性解決生理煎熬的選擇。
國家人口計生委日前進行的一項關于農民工生存狀況的調查，有一道選擇題：“據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樣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沒過性生活了，他們會選擇干什么？”男性民工 21%選擇“找小姐”、25%選擇“看黃色錄像”或“講黃色笑話”。
“遠離家鄉和親人，工作累，受歧視，朋友少，感覺像生活在孤島上。”在廣州某飯店做服務員的小梅出來一年后，與當保安的一個老鄉同居了。
“對于未婚女性流動人口來說，同居可以獲得心理和生活上的依靠感。”王若濤說，為了尋求經濟和情感的支持，她們往往會與一個或多個男性建立臨時的性關系。
廣州外來務工人員生殖健康情況調查的統計數據顯示，未婚外來務工人群中，有3個及以上性伴侶的未婚男性達11.84%，未婚女性占4.49%。
“流動人口中，安全套使用率較低，非固定性伴發生性關系時，安全套的使用率僅為40%—50%。”王若濤說，無保護的性行為會成為性病、艾滋病最主要的傳播威脅。
日前，西安市疾控中心公布的一項關于“農民工艾滋病檢測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35%的農民工都有臨時性伴侶，數目最多者高達7人，填寫問卷的大部分農民工了解艾滋病的傳播途徑。男性農民工私下對調查人員說，地下性服務價格低廉，隨時隨地均可成交。因擔心受到治安處罰，性交易往往匆匆進行，根本沒時間考慮性安全問題。
調查發現，許多人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有多種。有人認為可以通過觀看來確定“小姐”是不是健康；有人則認為，以前沒使用安全套也沒染病，所以不需要；還有人認為“農村小姑娘比較安全”等。
“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是導致女性流動人口進入娛樂服務業并發生臨時或商業性行為的重要因素。”景軍介紹，一些農村女性為生活所迫，或者為錢，在發廊、酒店、路邊店和娛樂場所從事色情活動。雖然老板告訴她們要用安全套，但在性交易中，由于多種因素最終沒有使用安全套。如錯誤地認為“性交后沖洗”、“使用消炎藥”、“看他有沒有病”可以預防，或者 “客人不愿用，無法說服”、“客人加錢”、“相信自己身體好”等。而她們一旦感染，又會傳播給性伙伴。
“多性伴、性交易、不安全性行為，使流動人口成為艾滋病易感人群。”景軍指出，艾滋病在缺乏防護措施的流動人口中迅速傳播，已成為我國防“艾”的嚴峻挑戰。在這個問題上，農民工等流動人口不僅需要解決知識貧困，更需要權利保障。比如，允許外出打工的農民帶薪休假，讓他們在合適的時間里與家人團聚；建設一些更“廉租”的住房，使常年分居的夫妻有個短暫的容身之所；豐富農民工的夜生活等。本報記者 李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