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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壓力的給予更加直接。一份在江蘇省血液中心官方網站上的演示文稿強調要“對臨床人員開展互助獻血工作業績考核與評價”，同時具體指出，“血液風濕科實行每周二大交班早會通報各醫療單元用血患者數和已互助獻血人數，并通告是否達標”。該文稿的上傳時間為2011年11月，但沒有點出具體城市和醫院名稱。
江西省衛生廳2010年8月也曾下發文件，要求各級醫療單位“互助獻血量不得低于本單位當月用血量的20%”。
某直轄市血液管理部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向本報記者表示，伴隨著血荒，互助獻血已成為采供血機構的“救命稻草”。
據劉江介紹，2010年，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通過互助獻血而來的血量為3000單位（每單位200毫升），到了2011年，這一數字上升到30000單位。
上海血液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上海市沒有單獨統計互助獻血的相關數據。但根據上海一血站估算，目前互助獻血而來的血量，占上海整體供血量的比例已接近15%。
廣州血液中心主任付涌水則介紹，去年下半年以來，廣州互助獻血而來的血量占整體供血量10%左右。而對江蘇的情況，梁文飚則拒絕透露具體數據，只是表示“比例非常大”。“我們工作人員看了都比較吃驚。”他說。
這是一個介于違規與不違規之間，曖昧不清的灰色地帶
住院12天后，楊健明終于湊足了血量。他發動了所有人脈關系，又讓朋友幫忙牽線搭橋，才在北京找到5個朋友和老鄉，這些人為他獻血1000毫升。另外一部分，楊健明自掏腰包，花了3000多元從“血頭”處雇人獻血，最終湊了2200毫升。大夫沒再說什么，第二天就為他安排了手術。
與楊健明類似，陳麗君找遍了同學同事，一個朋友為她趕到血站獻血，當天傍晚，孩子順利輸血。大夫告訴陳麗君，下次孩子要輸血時，“提前3天準備互助獻血”。“但我都不知道下次該找誰了。” 陳麗君說，在廣州，一些與她相熟的地貧患兒父母已經開始求助“血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