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沈穎□實習生陳鵬

擴招后遺癥

2005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504萬人，是1998年的4.7倍，高校在校人數達2300萬人，規模躍居世界第一。有教育專家分析，中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只用4年時間就走過了美國27年歷程，堪稱壯舉。

如此快速的擴招，在給更多人上大學機會的同時，后遺癥也難以避免地開始頻頻發作，在西部貧困地區癥狀更為明顯。

大連理工大學前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程耿東曾是力主擴招的積極分子，但今年全國“兩會”上，他卻力主“停止擴招”。

5月23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程耿東對擴招的實際運行狀況作了反思：招生人數從100萬增長到2006年的550萬，增長了近5倍，但國家重點院校的擴招規模并不大，以大連理工大學為例，只增長了1.5倍。擴招主要集中在一些普通地方院校，這些高校本身辦學條件和師資力量有限，而這部分擴招的學生往往來自基礎教育比較薄弱、教育資源比較差的西部農村貧困地區，“在招收的550萬大學生中，如果進行排名，地方院校擴招進來的學生處于后50萬中，在有限的就業崗位競爭中怎能不處于劣勢？”

程耿東院士強調，經濟發展多快，高等教育就應該發展多快。1998年以前，政府嚴格控制大學招生數量，高校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當時擴招勢在必行。但這幾年擴招的實際運行中，高等教育的高風險性被忽視，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卷入了這一高風險的事業。這不僅加重了家庭的負擔，而且增加了國家風險。

“目前，我國有2300萬大學生，其中超過20％是貧困生。培養一個學生的基本成本在1.5萬元左右，加上對貧困生的補助，國家每年要拿出4500億元才能使高等教育正常發展，高等教育帶來的風險轉移到了國家身上。”程耿東擔憂，盲目擴招也影響了高等教育協調發展，高校面臨硬件設施過不去、軟件設施跟不上的窘境，特別是教師數量跟不上學生人數的增長，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

“目前我國高校擴招已經到了政府、社會、公眾心理和經濟承受力的極限，再擴招下去將非常危險，應該停止擴招，主要抓質量。”程耿東說。

5月10日，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根據當前高校的實際情況，有必要適當控制招生增長幅度，相對穩定招生規模。這樣做，有利于集中必要的財力，改善辦學條件，優化育人環境；有利于集中精力，加快學科專業結構調整，深化人才培養方式改革；有利于逐步解決當前高校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緩解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壓力，從而實現高等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高等教育大眾化≠高投入低產出

如果把對高等教育的投入理解成投資行為的話，每個人都希望從中獲得回報。程耿東院士認為，高等教育的高風險主要體現在貧困地區大學生投資回報率低上。

“擴招需要大量資金，國家還沒有富裕到能對全國的高等教育進行補助，國家投入只集中在重點大學，尤其是教育部直屬高校，”程耿東院士說，“但許多地方政府并沒有加大教育投入，甚至個別地方教育經費在下調，地方院校只能將增加的負擔向學生家庭轉嫁，多招生，高收費。”

而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隨之加劇，東西部差異顯著。本報記者從青海省教育廳獲悉，高等教育生均公共經費2004年全國為2298元，而青海只有1050元，青海高校生均投入經費不足全國高校平均水平的1／2，僅是北京的1／10。

地方財政投入減少，家庭承擔的比例因此不斷增加。據統計，目前學生家庭承擔的教育成本比例在33％左右(國外通常在13％－15％)，西部則更高。“地方院校的生源本來很多就來自教育欠發達地區、貧困地區，他們舉債貸款交了高額學費，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因教致貧。”程耿東說。

甘肅省農業部門近年的抽樣調查顯示，在全省重新返回貧困線以下的農民中，因教育支出返貧占50％。

如何改變高投入低產出的局面？青海省政協委員王絢建議，建立高校收費聽證會制度，嚴格控制高校收費。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教育與人力資源研究部程方平教授認為，在不斷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高等教育的價值取向要貼近大眾化，符合實際。

“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都大量興辦適應低收入家庭的短期大學。如美國、日本，社區學院、短期大學數量占高校總數的一半以上，專業緊密聯系當地實際，學費是普通大學的1／10，有了經濟實力可繼續深造，是分階段的終身教育體系。在我國只一味發展普通大學，缺少適合低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形式。”

青海省政協副主席鮑義志曾在青海“兩會”上建言：應調整教育結構，大力發展符合市場需要的中、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既可減輕家庭教育支出，又可培養滿足市場需求的人才，緩解就業壓力。

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研究所楊東平教授認為，“從更大的層面上講，國家要改變包辦高等教育的局面，拓寬高校投入機制，探索新的成本分攤機制；可對1／3左右的高校通過部分改造或其他方式轉為民營機制，實行多種投入，以減輕家庭、學校和政府的財政負擔。”

破除“關系就業”

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的一項調查顯示，不同階層子女受高等教育后的結果不平等，“行政管理人員子女的工作落實率要比農民子女高出約14個百分點，關系就業在縣一級更嚴重。”

這一點在西部地區尤其突出。青海省高校就業指導中心張普權主任認為，打破“關系就業”對貧困生的阻礙，靠一省一部門之力不可為，“國家應對貧困生就業問題專門研究，縮小和消除貧困生和其他學生之間的社會資本差異。”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貧困不是成為弱勢的必然原因，貧困生的弱勢是社會不公平造成的，是權力對比下的弱勢。”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認為，在西部，要保障貧困生的勞動權和平等就業權，政府應該保障公平就業的環境，提高法治能力，讓市場來選擇優秀者。

面對大學生在青海相對過剩的現狀，張普權主任認為應逐步引導學生走出去，“上個月，我到江蘇、浙江等東部省份洽談。東部大型企業、民營企業吸納力大，但一些東部的學生可能不愿意去，尤其是浙北山區、蘇北等地，這樣青海的畢業生就有機會了。我們采用網上招聘，建立視頻面試室，降低求職成本，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貧困生，不讓他們成為沒有方向感的新盲流。”

程方平教授認為，西部大學生就業是個社會問題，要從整體上治理，不只是救濟，“號召大學生到西部就業的觀念需要改變，應該給一個宏觀的政策吸引外面的人到西部創業，這樣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