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良宇案)最大的影響在于它會促使投資者冷靜下來，我們有一百個理由看好中國經濟，卻沒有一個理由不謹慎。”
■“我覺得中央還是會肯定上海的經濟，不會有政策改變。我相信這樣做也是明智的決定。”
■“中國目前的行政體制可能不會有什么大的改變，但上海也許可以成為一個突破口。”
■“如香港的落地免簽、自由港、外匯完全可自由兌換，這些東西，都不涉及敏感問題，(上海)都可以借鑒。”
■“‘后世博’時代的上海靠什么，gameover以后怎么辦？確實是個很讓人焦慮的問題。”
在社保案陰霾下沉寂數月后，滬上知名學者發出了清晰的聲音：重新定位上海。
2006年11月，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提出“讓上海成為香港那樣的新特別行政區”。
在采訪中，他直言中國需要更多的香港，讓上海借鑒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模式發展，走在中國的前面將是明智的選擇。
張軍的言論一經刊登，讓他成了關注焦點。在社保案余波未定時，發表此番言論，其真實含義為何？
2006年12月31日，采訪的部分內容被新華網以《復旦大學教授張軍：讓上海成新特別行政區》為題轉載。隨后迅速在全國各大門戶網站和網絡社區傳播，引起網民熱議。
1月6日晚，站在風口浪尖上的張軍，在復旦大學一間狹小的咖啡館里，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兩個上海”的沖突
記者：為什么提出這樣的構想？
張軍：多年以來，上海的經濟發展，一直走的是所謂東亞“新興市場經濟”的早期模式，靠改進政府的效率來推動。上海的治理模式，在改革初期確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很多領域，上海的經濟保持了一定的自由空間，加大了外資引入力度和基礎設施建設。上海在這種模式下，主張效率導向、管理導向，達到了很高的治理水平，這是優點。
上海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效率，相對全國是很好的。但這個“好”靠什么？不是靠體制，而是靠一批精英的管理團隊，靠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實際上，幾十年來上海的體制和天津、和其他城市一樣，沒有根本的不同。上海的成功主要靠治理而非法律監管，這決定了在沒有良好的法律監管體系下，它不能克服、也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作為一個省級行政單位，它要承擔一個省政府要做的所有事情。它要解決地方的就業、解決GDP，它什么都要有。
記者：你說有“兩個上海”的定位在不停沖突，具體怎么理解？
張軍：確實存在“兩個上海”的概念。上海既是一座向近代夢想回歸的城市，又是一個財政聯邦主義中的地方經濟體，只是三十分之一；它想做“遠東第一都市”，又是中國現行行政區劃中的普通直轄市；它的理想是成為大陸能站到國際競爭隊伍里的唯一大都市，但現實中，它只不過是行政區劃里的省級政府；它想發展金融和貿易，成為輕型的上海，但它又要發展制造業，解決GDP問題，向重型的上海邁進。
這20年來，上海一直生活在這種矛盾中，一直在不停地沖突，始終不能實現轉型，反反復復，非常痛苦。
記者：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痛苦？
張軍：這樣的痛苦，源自政府治理模式和考核體系，它決定了地方政府的產業選擇的矛盾。
在現階段，發展服務業和發展制造業是不同的。因為GDP和政績觀的需要，發展制造業，更符合地方政府的目標，但如果GDP作為考核政績的重要因素，上海就不可能放棄一些東西。能提高GDP的投資項目就會被攔在上海，而不是周邊地區。至少在這點上，上面可以改變政策。
這樣上海才可能成為金融、航運甚至IT等行業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的全球交流平臺。才可能實現它的輻射功能，才能實現泛長三角地區更均衡的發展。
值得關注的問題
記者：大家很關心陳良宇案件對上海經濟到底有無影響？
張軍：我覺得這個事件對上海的經濟、社會發展、影響還是會持續一段時間的。
記者：你覺得有哪些影響？
張軍：最大的影響在于它會促使投資者冷靜下來。我們有一百個理由看好中國經濟，卻沒有一個理由不謹慎。
現在大家關心的并不是陳案本身，更多的是聯想：上海的經濟會怎么樣，在這里的投資安全嗎？大家會想搞清楚，上海到底是怎么樣一個城市？而上海不是香港，上海就是上海。這是一個中國的城市，是一個中國大陸的城市。
記者：有可以佐證你觀點的事實么？
張軍：比如很多大項目的投資者一旦把政治因素考慮進來，在選址方面可能會有新的考慮。已有的投資者，在追加投資時也可能會轉移重心。
也許是巧合，比如“空客”的項目，就沒有選擇有飛機生產史的上海，而是選擇了天津。而天津沒有任何生產飛機的歷史，上海卻是中國生產飛機的中心。
還有，上海2006年的投資增長放慢。去年的投資大概只增長了10％左右，前幾年都是20％到30％啊———這值得關注。
上海可以有限復制香港體制
記者：你提出在上海借鑒香港的體制。為什么是上海而不是別的地方？
張軍：上海是一個如此有希望的城市，如此特殊。中國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城市來替代它的地位。
從歷史上說，上海的學習能力也特別強，它曾有過輝煌的歷史。它所特有的開放性海洋文化的傳統也一直沒有被割斷。如果不是上海在一段時間內的停滯，香港甚至東京可能都無法形成現在的地位。
記者：你說上海要借鑒香港，是指復制香港的特別行政區體制么？
張軍：我并未主張照搬香港的特別行政區模式，也不是說一定要搞什么特區體制。只是覺得上海發展到了一個歷史關頭，應該適當探索，尋求如何走出現有的行政管理模式。
我提出這個概念的意義在于給大家一個想象空間。現在不是要做，是要談，是要研究、考慮可行性。中國目前的行政體制可能不會有什么大的改變，但上海也許可以成為一個突破口。
記者：您覺得上海在哪些方面可以借鑒香港呢？
張軍：我覺得至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概念下，有許多和我們體制并不矛盾的方面可以復制，至少值得討論、研究。
比如，香港的金融、貨幣政策，與國際接軌的法治，更好的監管機構，廉潔保障體系。具體地說，如落地免簽、自由港、外匯完全可自由兌換，這些東西，都不涉及政治敏感問題，都可以借鑒。
“中央對上海的政策不會改變”
記者：你覺得實現這樣的體制改革有多大可行性？
張軍：我認為可行性還是有的。在現有的體制框架沒有改變的條件下，還有更大的突破空間，可以作更大的改進。
中央提出“四個率先、四個中心”，要上海走在中國的前面。這個概念，本身就代表了傾斜的政策，給上海創造增長的空間，包括在二級政府層面上的制度設計。
事實上，上海市政府向中央要政策的思路已開始轉變。上海已考慮不再向中央政府要一個具體的政策，而是報一個綜合改革的方案。
比如，現在的浦東新區，在現有模式下已發展到一定高度。上海這時就會考慮能不能讓政策更靈活一些，更突破一些，搞一個深度的綜合開發實驗。
在陳良宇案前，這個新的綜合開發實驗區已被國務院批準。但當時開發區的改革方案一直只有粗的框架，沒有細化到具體的政策。這就給了大家一個想象空間。
在實驗區方案公布后的會議上，韓正市長曾強調要加快對方案細則的研究工作。
記者：能介紹下這個方案么？
張軍：這會是個更大膽的東西。現在這個方案還沒有一個細則，但當時大致的方向，包括的設想很多。包括了金融政策，也牽涉到政府體制的改革方面。
比如，上海一直采取保稅區模式，能否推廣到保稅港，將來能不能做香港那樣的自由港。在金融方面，可能會學習一些包括香港在內的西方比較發達的匯商制度。另外，也包括上海能否在行業法規的設計方面，借鑒國際的法律制度。
有一點很明確，上海的地方官員已非常清楚，包括“世博會”的影響都只是一時效應，“后世博”時代的上海靠什么，gameover以后怎么辦？確實是個很讓人焦慮的問題。
記者：有人覺得陳案后，中央的上海政策會發生改變。你怎么看？
張軍：我覺得中央還是會肯定上海的經濟，不會有政策改變。我相信這樣做也是明智的決定。就目前來講，還很難找到一個城市可以替代上海。在亞太地區、遠東地區，上海做得好的話，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經濟的發展歷來如此，你不能想象，如果英國沒有倫敦，英國的經濟會怎么樣。而中國經濟的領頭羊肯定不是北京，也不可能是別的地方，包括天津。
張軍，男，1963年生于安徽，經濟學博士，現為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同時擔任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和上海市企業發展研究所所長一職。張軍是1980年代后期成長起來的新生代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經濟學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來源：南方周末 記者：呂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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