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日，第二屆“青年與艾滋病”研討會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召開。其間，大學生艾滋病防治社會動員項目組發布了“2006年北京高校大學生艾滋病基本知識和態度”的調查報告。針對調查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以及大學生在艾滋病防治中發揮的作用，本報記者對項目組負責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學院副院長侯欣，以及項目組成員、社會工作學院周曉春老師進行了專訪。

記者：從調查結果來看，現在大學生對艾滋病的了解有多少？

周曉春：這個調查是我們在去年年底做的，在北京的12所高校發放了1200份調查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89份)，測試大學生對艾滋病的認知程度、對艾滋病特征、傳播途徑的了解情況以及對相關政策的熟悉程度。總體上來說，大學生對前兩個方面的認知水平明顯高于普通公眾，但對相關的國家政策缺乏認識。

根據統計出來的結果，92%的大學生知道感染艾滋病會有生命危險，84%的大學生知道通過外表不能判斷一個人有沒有感染艾滋病，82%的大學生知道目前沒有艾滋病疫苗。但同時，31.7%的大學生不知道艾滋病患者和HIV感染者不同，只有47.2%的大學生知道感染了HIV在一個月內無法檢測出來。

大學生對艾滋病傳播途徑也比較了解，但在某些具體的方面還有些問題。比如蚊蟲叮咬是不會傳播艾滋病的，但41.4%的大學生不知道；21.4%的大學生認為與病人共用浴室、馬桶、游泳池會感染艾滋病，這同樣是錯誤的認識。

記者：如果以100分為滿分，您會給大學生群體打多少分？會給普通公眾打多少分？

周曉春：對比2004年衛生部做的一項針對全國居民對艾滋病了解情況的調查數據，大學生對艾滋病顯然更加了解。如果打分，大學生應該能有70分，普通公眾只能打60分。具體到三個方面，大學生對艾滋病基本特征的了解能打70分，傳播途徑方面能打80分，而他們對政策的了解不夠，只能打50分。

記者：大學生通常會怎樣看待艾滋病病人？在這方面，調查數據有哪些體現？

周曉春：總的來說是比較好的，但是也會有一些恐懼和排斥。從數據上可以看出，多數同學會把艾滋病和道德聯系在一起，具有歧視的潛在動機——26%的人認為艾滋病和道德品質有關，半數人則認為“取決于患者得病的途徑”。

一方面，大學生愿意為艾滋病病人做事——75.7%的大學生表示愿意參加跟艾滋病有關的志愿活動；大學生對艾滋病病人的教育和就業機會也比較寬容——認為艾滋病病人可以就業的人占31.1%，有所限制的情況下可以就業的有42.9%，明確表示不可以的僅占3.6%；表示可以入學的占41.6%，有所限制下可以入學的有30.7%，明確表示不可以的有6.8%。不難發現，相比普通公眾，大學生更能接納艾滋病病人。

另一方面，恐懼和排斥情緒也有不少。比如說當問到“你的同學如果得了艾滋病，你愿意不愿意繼續跟他生活在一起”，回答“不愿意”的比例還是挺高的，有23%。44.1%的人說不清楚，勇于接納的只占32.9%。

記者：從現實情況看，大學生對參加艾滋病防治積極嗎？

侯欣：2003年開始，我們組織了一個大學生艾滋病關懷志愿網絡，目的在于聯絡高校的大學生。我們每年的10月份左右會組織一次對北京市部分高校大學生的艾滋病方面的培訓，到現在已經有3次了。最近的一次是2006年的10月份，因為場地有限我們只能接受40個大學生來參加培訓，但是報名的人很多很多，我們不得不拒掉很多人。

周曉春：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學生回到學校以后能量爆發得那么大。原以為他們接受完培訓之后自己會有所改變，這就不錯了，但是沒有想到，沒等我們繼續介入，他們回去以后就自發組織了很多活動，包括在校園宣傳艾滋病知識、對其他同學進行培訓等等。

記者：為什么想到要在大學生中推廣艾滋病防治呢？

侯欣：以前艾滋病的主要傳播方式還是賣血和吸毒，但是現在性傳播已經成為主要傳播方式之一。這個變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不一定是吸毒者、性工作者、賣血的特殊群體，才有機會感染艾滋病，也有可能通過夫妻、性關系、母嬰傳入到正常的家庭里。那么在這種傳播方式和過程之后，它影響的就會是整個社會。它打擊的主要是青壯年，20歲到39歲之間的青年是最容易被感染人群，性活躍期的人群。它會讓整個社會失去最主要的勞動力。

大學生是青年人群里非常重要的一個群體。現在中國有1500多萬大學生，而且被社會高度關注。本身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還是挺強的，但以前對艾滋病的了解并不太多。所以我們希望通過在大學生群體中推廣艾滋病防治工作來達到兩個目標：一是影響大學生；二是讓大學生再去影響其他人。

記者：這4年當中，有沒有哪一次活動給您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

侯欣：“香蕉事件”。安全套在艾滋病性傳播的過程中其實起到一個很重要的阻斷作用。有一次培訓，學生來了之后，我們給他們每人一元錢硬幣，讓他們去投幣買安全套，買回來之后發給他們每人一根香蕉，讓他們戴。很多學生是第一次接觸安全套，就手足無措，很緊張。

周曉春：一般來說，大學生對性的態度可能是開放的，但是實際上，一些具體的保護自己的方法反而容易被忽視，沒有這方面的技巧、技能。在“香蕉事件”之后，學生自己的觸動也很大。

記者：在你們搞的活動中，大學生有機會面對面接觸艾滋病患者嗎？

侯欣：肯定會有。但其實我們并不刻意強調、或者說那么在意地要讓大學生去接觸病人。

我們每年培訓的時候都會請病人來，會有一個面對面的節目，讓病人和大學生在一起交流。一般情況下我們會讓他們坐在一起，病人先不表明身份。通常他們會先聽大學生講自己想做什么樣的活動。之后再請病人談，病人是怎么看他們的活動的，感染者是個什么樣的心情，需要一些什么樣的活動，等等。學生也會通過這個環節來提問，雙方充分交流。

有學生在第一次和病人握手、擁抱的時候，會覺得特別有挑戰。他的理性告訴他這是沒事的，但是感性上還是會有很強的震蕩。事后他們會說，覺得自己沖破了一個什么東西，做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有些學生告訴我，在和病人接觸之前，自己會想象病人是什么樣子的，但是當他發現病人跟我們健康人沒什么不一樣，同樣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妻子、孩子，有想愛的人的時候，又會覺得很詫異。學生會很吃驚：原來艾滋病病人的生活也是很正常的。

記者：您在研究中提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社會動員”，主要指什么？

侯欣：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關愛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社會環境。這一點非常重要。不是說我有知識了，潔身自好，就能避免感染艾滋病，就能免除恐懼。如果整個社會環境不安全的話，病人受到排斥、歧視，他們就會產生一些極端的行為，這就會破壞整個社會的安全。

這就是我們要做社會動員的一個重要原因，潛在的社會心理的東西會是很復雜的。個人的社會背景、價值標準、行為原則都會影響到你去評判艾滋病。這個社會問題太復雜了，它沖破了我們很多很普遍被接受的東西。這就是為什么艾滋病會比其他疾病更難被公平對待的重要原因。(記者 謝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