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的博弈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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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排放大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責無旁貸，并已積極開展行動。
9月下旬，在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兩國發表了新的《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引發國內外的熱烈關注。新聲明使氣候變化又一次成為媒體聚焦的熱點，也為11月30日至12月11日召開的巴黎氣候大會達成新氣候協議注入新動力。
1979年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上，應對氣候變化首次作為一個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不過，幾十年來，關于氣候變化是怎么來的這個問題在科學上一直爭論不斷。目前為止，很多問題仍未厘清。
科學上的爭議由來已久
早在100多年前，科學家就意識到要科學地認識氣候變化問題。然而，在百年的發展中，對于氣候變化科學性的紛爭卻沒有停止，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不確定性。爭論的焦點主要在于：全球氣候是否在變暖？氣候變化是否由人類活動引起？氣候變化是自然原因造成的，還是由溫室氣體排放引發的環境問題？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坦言：“氣候變化有觀察以來，用一個確定的東西描述幾乎不可能。”他解釋說，200年前的溫度計和現在相比精度肯定不一樣，而且也找不到任何的科學依據來證明中國那時候對氣候的變化進行了科學的觀察和紀錄。“所以長期以來，氣候變化問題的科學性一直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直到1988年，聯合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成立，國際上才有了認識和了解氣候變化問題的科學依據。IPCC先后發布了五份關于氣候變化的科學評估報告，這些報告均認為，人類活動是造成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
對此，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氣象局原局長秦大河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說：“盡管氣候科學的部分領域還存在一些不確定性，由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化的科學證據正年復一年地增加。”
無論氣候變化在科學上的紛爭能否達成一致，至少當前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面對氣候變化問題已達成一個共識，即“氣候變化是人類目前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下的博弈
1992年，巴西里約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作出制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決定，這是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國際社會真正開始采取行動。
從UNFCCC簽署至今，盡管對于氣候變化的科學問題還是無解，但那時責任的認定卻很清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要落實“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當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達200億噸，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發達國家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李俊峰說，當時的談判很簡單，發達國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率先減排；發展中國家可以自愿減排，但是不能影響發展能力。
雖然1997年《京都議定書》規定發展中國家從2012年開始承擔減排義務，但由于中國已成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加上過去20年經濟的快速增長，自 2007年的“巴厘路線圖”開始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承擔某種形式的減排責任。自主貢獻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渠道。
“我們愿意接受自主貢獻這個提法，希望本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則，中國也要提出自己應對氣候變化的自主貢獻。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也要作出改變。”李俊峰認為，一方面，十八大報告要求為全球的生態文明作出貢獻，做負責任的大國；另一方面，從自身的發展來說，我們確實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同持續的問題。
作為排放大國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責無旁貸，并已積極開展行動。
去年11月，中美兩國共同簽署并發布了《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對各自的溫室氣體排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6月，中國政府正式向聯合國提交國家自主決定貢獻文件《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的目標。
9月25日，中美雙方聯合發布新的《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這次聲明深化并細化了雙方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尤其在落實資金方面。中國宣布拿出200億元人民幣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美國重申將向綠色氣候基金捐資30億美元的許諾。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盡快實現2030年的減排目標，在此次聲明中，中國首次明確計劃在2017年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將覆蓋多個重點工業行業，同時還將推廣低碳建筑和低碳交通，發展清潔能源。
是機遇不是“陰謀”
“氣候變化最早被認為是一個陰謀，大家認為這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抑制。”李俊峰稱，即便是“陰謀”，對我們的發展也是有利的，低碳發展可以倒逼我國的經濟發展轉型。
在李俊峰看來，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粗放式發展導致大量的產能過剩。只有淘汰過剩產能才是轉型，這是發展理念的轉變。要低碳發展，中國面對的另一個重要挑戰就是如何改變能源結構中煤炭的消費。
據了解，在我國的能源結構中，煤炭是整個能源工業最重要的基礎，約占一次性能源消費的70%。中國目前有9.6億千瓦的燃煤發電廠，且90%的發電廠都是新建的。如果再增加3億千瓦至4億千瓦，平均年齡不到十年。也就是說，當2030年中國碳排放達到峰值時，這些新建發電廠的平均壽命只有25年，淘汰起來難度很大。
即便如此，李俊峰認為中國的能源結構也需轉型，“要減少對于煤炭的依賴，即使慢，也要每年減少一個百分點。在機制體制上必須作出重大的改變，不改變能源結構，中國就沒有競爭力。”
此外，李俊峰認為，我們的價值觀念必須改變，“有些東西必須考慮與全球接軌，這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轉型非常重要。從這個角度來說，應對氣候變化是推動大家加速發展、提高認識的過程。”（記者：羅先勇 王芳/《中國報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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