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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間,新興市場國家經歷了兩輪資本外逃的沖擊。從外部來看,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是最直接的動因;從內部看,新興市場國家積累了巨大的金融風險,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面對內外部金融風險,新興市場國家是以漸進溫和的方式擺脫金融風險還是陷入新一輪金融危機,這是一個關乎世界經濟走勢的大問題。
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風險首先來自于自身。多年來的高速增長主要建立在信貸投放基礎之上。這一方面導致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杠桿率不斷提升,國內金融市場的泡沫增大,通脹壓力顯現;另一方面造成經濟增長對信貸投放的依存度提高。換言之,為促進增長所需投放的信貸數量不斷提高。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新興市場國家沒有致力于降低杠桿率,消除資產泡沫,而大規模的經濟干預卻加劇了信貸投放速度與規模。面對國內長期潛在增長率放慢與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風險顯現,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金融風險有共性的一面,同時在風險程度及應對風險能力上又存在很大的差異。在過去一年內兩輪的資本外逃沖擊中,“脆弱國家”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政治上動蕩的國家,如烏克蘭;二是經濟基礎不穩定的國家,如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等,它們要么屬于財政赤字與經常賬戶赤字并存的國家,要么屬于經常賬戶赤字與通脹并存的國家;三是經濟政策出問題的國家,如阿根廷。相比之下,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盡管也存在金融風險,但迄今并未受到資本外逃的明顯沖擊。
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選擇,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風險釋放方式有著重大影響。資本外逃固然源于新興市場國家自身經濟增長潛力下降與泡沫加大,然而美聯儲的政策調整卻是一個直接誘因。現在的問題是,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時,更多考慮的是國內經濟走勢。例如,在2014年初這一輪資本外逃沖擊中,面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倡議,美聯儲明確拒絕通過國際合作處理這種風險,其態度與國際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要求新興市場國家合作截然不同。發達國家的這一立場,主要源于它們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經濟依賴程度存在不對稱性。例如,標準普爾500企業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的收益比例在15%;歐洲企業這一比例在18%左右。在過去的一年中,盡管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增長走勢不佳,但發達國家企業的利潤并未受到明顯影響。當然,這是一種靜態和短期的分析結果。假如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風險以更激進的方式釋放,其溢出和示范效應就超越這種份額,危及到全球經濟。
綜合內外部因素,新興市場國家釋放金融風險的方式,既取決于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合作,又取決于其自身政策的選擇,如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適當降低經濟增速,以改革的方式緩解國內金融風險。
《 人民日報 》( 2014年02月24日 2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