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感、緊張感、失落感和焦慮感，是留守兒童普遍存在的心理感受

安徽蕪湖的蔡女士外出打工3年。回到家里，她簡直不敢認自己的兒子。

5歲的兒子留守在農村，由爺爺奶奶帶，丈夫也外出打工。她發現，兒子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蔡女士問兒子，爺爺奶奶給你吃什么？兒子沒有回答。再問，兒子會怒氣沖天：米——飯！噎得她半天不知道說什么好。如果有一點事不如他的愿，兒子就大哭大鬧，還會把小拳頭像雨點似的砸在她身上。

由于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很多農民工外出打工，卻無力解決孩子進城就讀面臨的諸多現實問題，比如較差的住房條件、高昂的借讀費用、工作不穩定無法照顧孩子等等。于是，他們只能選擇將孩子留在農村，由長輩或其他人照看，最終形成了父母雙方或一方與孩子兩地分隔的局面，留守兒童由此產生。

據全國婦聯2008年2月發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研究報告》中，農村留守兒童的總數約5800萬人，集中分布在四川、安徽、河南、廣東、湖南等省。在這支規模龐大的留守兒童隊伍中，很多孩子因為父母親情相對缺失，體驗到的心理沖突和壓力可能比一般農村兒童更為嚴重。

7月11日，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辦的“農民工子弟教育研討會”上，北京師范大學發展心理研究所劉霞博士介紹了她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該研究表明，與處境正常的兒童相比，流動和留守給兒童的心理發展帶來了一定消極影響。流動和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自尊感、積極情緒和幸福感均低于對照組兒童，群體歧視知覺、消極情緒和外部問題行為則高于對照組兒童。

孤獨感、緊張感、失落感和焦慮感，是留守兒童普遍存在的心理感受。長期下去，又會使他們出現心理偏差，帶來負面的心理感受，更為嚴重的是導致自殺。最近媒體報道，陜西扶風縣杏林鎮5名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其中4個是農村留守兒童。他們相約到一處古廟里喝農藥自殺，幸被過路村民發現后及時送往醫院。兩名學生經搶救后脫離危險，其他3人檢查無恙后回家。

如果無視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權益，我們將迎來情感殘缺、社會和家庭責任冷漠甚至充滿反社會傾向的一代

“好久沒人牽我的手，好久沒人摸我的頭，冰涼的小手發燙的額頭，生病是最想你們的時候……”一首留守兒童的歌曲，唱得讓人心酸。留守兒童大多數是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他們缺乏家庭的溫暖，缺少父母的呵護, 如果不能潔身自愛, 在學校很容易變成心理不健康、思想不端正、缺乏集體感的“后進生”。

一名5年級的留守兒童抱怨說：“爸爸的電話讓我厭煩。”爸爸老不回來看他。他不想爸爸，每次打電話來只問學習成績好不好，在電話里除了說好好學習，好像沒有別的事，讓他感到心煩。即使成績沒考好，他也不愿意和爸爸說。他想說的話，爸爸卻不和他說。

一個母(父)親能勝過一百個教師。留守兒童的父母多數關心的是子女的物質生活和學習成績，而忽略了他們的心理需求。清華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樊富珉認為，父母外出務工使留守兒童得到的關愛減少，而這些兒童正處在情感性格變化的轉折時期，長期與父母的分離使他們心理和生理的需求得不到滿足，大多數孩子思念父母，消極情緒困擾著他們。

來自河南的劉先生說，他不是不想孩子，但孩子在城市讀書太難——手續繁雜，還有難以負擔的隱性收費。一想到擺個報攤一月才有2000多元收入，他只好作罷。

最新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0》顯示，我國2009年流動人口達到2.11億人，其中14歲及以下兒童占20.8%。國家人口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副司長王謙認為，我國流動人口流動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流動人口舉家遷移比例上升，在流入地長期定居傾向明顯。

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源于深層次的制度性原因。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這主要是現行的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制度造成的割裂，使農民工群體難以享受居住地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和保障。而“以流入地為主”的方針，沒有涉及義務教育經費如何隨兒童的流動而轉移，從而加劇了流入地政府的財政壓力。

劉霞的研究表明，流動兒童在融入城市過程中容易產生被拒絕感，表現為強烈的歧視知覺。而留守兒童主要面臨的心理問題是情緒問題，具體表現為消極情緒的增加。

兒童時期正是一個人生理和心理發生轉變和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也是一個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逐漸確立的時期。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劉正奎對此很擔心。他認為，如果無視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的權益，我們將迎來情感殘缺、社會和家庭責任冷漠甚至充滿反社會傾向的一代，從而使社會陷入大量的“無因由對立”和矛盾沖突的漩渦中，這將是現代化和城市化不堪承受之重。

從各方面看，流動優于留守。應盡快建立合理的制度，確保農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暑假來臨，廣州機場火車站“小候鳥”倍增。與春運返粵潮不同的是，來的多是3—14歲不等的留守兒童。他們許多人趁著假期來廣州與打工的父母團聚。一名留守兒童說：“我希望和爸爸媽媽團聚，希望自己能留在爸爸媽媽身邊，這樣感覺就和其他孩子一樣了。”

對比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浙江師范大學的王水珍和劉成斌認為，無論在身心健康、知識廣度方面，還是在人際關系方面，流動優于留守。這意味著農民工子女選擇流動，更能夠促進其健康發展。社會各界投入更多關愛和支持，盡快建立合理的制度，確保農民工子女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藍天下健康成長。

楊東平提出，改善農民工子弟教育需要觀念更新和制度創新。一方面流入地政府有責任主動承擔流動兒童的教育責任。同時，通過試點建立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教育券”的制度，流動兒童持券到城市學校就學，在省市之間集中兌換教育經費。城市則應建立市、區、鎮三級政府分擔的財政機制，使各級政府共同分擔流動兒童的教育責任，為農民工子女接受平等的教育提供充足的資源。

目前，留守兒童短期內大多還無法流動起來。有專家建議，在學校教育方面, 實行“代理家長制”，把留守孩子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學校和教師給予特別關注。同時盡快建立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檔案，共同對“留守兒童”的顯性和隱性的心理壓力進行疏導, 為他們提供傾訴的渠道，使他們心理障礙能夠得到及時的疏通引導。

劉霞認為，從兒童一生的發展歷程來看，流動和留守是暫時階段，對兒童個體的影響效應也是階段性的。環境弱勢不等于兒童能力弱勢， “處境不利”不等于“不正常”，處境不利下的兒童并非就是“問題兒童”。對于流動和留守兒童在發展指標上的相對弱勢，應該放在更為宏觀的環境背景下加以改善和提高。 本報記者　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