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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重點地區流動人口監測試點的相關調查結論中認為,流動人口的勞動權益維護能力差、社會保障現狀不佳、醫療服務供給不足。同時,流動兒童在流入地入讀公立學校的比例僅為69%,學籍管理制度成為影響大齡兒童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的主要原因。
有專家認為,如果不能及時解決流動人口困境這一“城市病”,將可能誘發諸多城市“并發癥”。流動人口在醫療、子女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困難正醞釀著各種社會問題,盡管社會各界已經非常關注流動人口的福祉,但距離解決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居住在北京市的胡必勝說,他現在只要一出門,“‘惱火’二字就掛在嘴邊,沒有不擠的時候”。人多車多,到處擁擠。他所在的這個城市人口已經達到1972萬,而像他這樣的所謂流動人口也已經突破1000萬。過去的10年間,這個數字在以每年近40萬的增量往上跳動。
今年6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發布了《中國流動人口發展狀況報告》,報告披露:中國流動人口已達到2.11億,平均年齡約為27.3歲。
據悉,近日北京市委通過了《中共北京市委關于制定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調控人口”成為兩個中心議題之一。
但是,對于城市發展中的流動人口問題,僅僅是“調控”似乎難以解決當務之急。有學者指出,由于分布、結構、素質復雜,流動人口生存發展面臨諸多問題,對國家戰略規劃、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已提出嚴峻挑戰,已經成為“城市病”中不可忽視的癥結。
上學太難健康差
流動兒童群體狀況堪憂
胡必勝剛剛30歲出頭,安徽阜陽人。他與妻子來北京打工10年,舉凡北京城里城外的地方,都能講出個大致乘車路線。
做裝修工的胡必勝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不論在工地干到多晚,他都要換乘幾趟公交車,返回在北京郊區的租住地,他與妻子約定,晚飯一定要一起吃,每次都是她等他。
“孩子送回老家上學去了,在這邊沒人照顧。”胡必勝說,在北京上學手續麻煩,又不方便,干脆讓兒子回老家,“讓爺爺、奶奶管”。
“把孩子送回老家,你倆舍得嗎?”
“沒辦法啊,我老婆最舍不得。”胡必勝很無奈地攤開雙手。
胡必勝的經歷并非個案。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4年前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北京流動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不斷降低;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到流動人口大軍中,夫妻二人同時在京流動者比例很高。
浙江省青田縣的小陳夫婦也在北京謀生,他們與胡必勝夫婦想法不同的是,小陳放棄在家鄉當公務員的機會,在北京相繼開了3家美發店,目的就是為了讓兩個孩子在北京接受良好教育。現在,小陳的女兒在東城區一所中學借讀,每天放學后還要去夜校讀德語。
“這么‘折騰’孩子,為的是讓她盡早過語言關,以便赴比利時考取美發師資格。”小陳說,他們夫妻倆將自己的人生規劃與兒女的未來捆綁在一起,借北京為“跳板”,一賭未來。
不過,更多來北京的打工家庭,即使孩子在身邊,也并沒有像小陳夫妻那樣的人生遠景規劃和打算。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于2009年1月完成的一項調研顯示:北京現有打工子弟學校中的大多數學生,由于沒有北京市教委承認的學籍,不能享受公交、醫療、保險等優惠政策,他們將遭遇一系列亟須解決的生活難題。
今年6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流動兒童在流入地入讀公立學校的比例僅為69%,學籍管理制度成為影響大齡兒童在流入地接受初中教育的主要原因。據悉,此項調查分別在北京、上海、深圳、太原和成都5城市進行。
此外,流動兒童的基本身體情況同樣令人擔憂。
江蘇省常州市有關部門工作人員曾向《法制日報》記者透露,當地外來兒童約有10萬人,這些流動兒童的衛生保健條件與戶籍兒童相比存在明顯差異,其身高、體重均低于戶籍兒童,貧血發生率也高于戶籍兒童。
據進一步調查,當地有關部門發現,外來人口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居住衛生條件差,棲身的臨時工棚有不少是違章建筑,潮濕、擁擠,易患病;年幼子女營養物攝取不足,因營養不良導致免疫功能低下;而流動人口流動無規律、居無定所也給衛生保健工作帶來重重困難。
維權不易治病難
流動人口社會保障仍存不足
“吃這個就不錯啦。”
河南省商丘人張金貴蹲在北京鼓樓北大街的馬路旁嚼著烙餅,吸溜著搪瓷盆里的白菜湯。身為這伙農民工的頭兒,他用手一指身旁蹲著的一溜兒十幾個跟他一樣大嚼大咽的農民工說:“他們都是跟俺從老家一塊兒來的。”
張金貴帶隊干的是改電纜線路入地的活計,為了搶工期,白天晚上都得干活。問一天要干多少時間,回答是“沒點兒”,盡量多干,因為“早完早拿錢”。
張金貴四十來歲,走南闖北去過不少地方,干的都是賣氣力的活兒。他“自詡”身板不比年輕人差多少,但又說“啥時候生病干不動了,啥時候回家”。
張金貴說他最怕的是“帶出來的鄉親有誰受傷”。
“前不久,有個老鄉就從工地的高空吊籃里摔出來跌死了。”張金貴告訴記者,每次出工前他叮囑最多的就是“再傷胳膊、傷腿也比不了丟命”。
張金貴的顧慮并不是空穴來風,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重點地區流動人口監測試點的相關調查結論中,對流動人口的勞動權益保護狀況這樣總結道:
勞動權益維護能力差,對勞動保障政策知曉程度低,約三成未與用工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平均每周工作58.2小時;
社會保障現狀不佳,仍有39%的流動人口未參加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險。在工傷風險較高的建筑行業,只有23.4%的流動人口參加了工傷保險;
醫療服務供給不足,異地報銷困難。患病后去流入地縣以上醫院就醫者不到70%,近一成選擇回老家治療。僅有26.8%已參加醫保流動人口表示可部分報銷醫療費,超過六成仍需全部自己支付。
關于醫療服務供給不足,來自浙江省慈溪市衛生局的工作人員拿出了一組數據佐證:“慈溪市外來人口在十幾年里由幾千人猛增到60多萬人,使本來已經不足的衛生保健經費更加緊缺,衛生保健人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據他介紹,目前,疾病控制和醫療保健的服務對象、機構配備、人員設置、經費安排等都是以本市戶籍人口為依據進行規劃安排的,尤其以社會群體為服務對象的衛生防疫、婦幼保健等公共衛生工作并未因新增加的幾十萬外來人口而增加相應的機構、人員和經費。
這名工作人員還向記者透露,由于部分外來人口集中地區醫療、衛生、保健服務機構人員少、管理薄弱,造成無證私人診所、游醫、個體接生婆猖獗,這些人大多無醫師執業資格,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會治病,只是以騙取錢財為目的亂診治,導致事故頻發。
“癥狀”多樣消除難
破解流動人口之困尚待時日
有專家認為,如果不能及時解決流動人口困境這一“城市病”,將可能誘發諸多城市“并發癥”。
今年以來,北京郊區縣實行的“封村”管理模式,曾一度被媒體詬病為“擠”外地人出京。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研究人士稱,在“十二五”期間,“封村”將推廣至全市,他強調,這些行政手段是過渡性的制度安排,但會不斷完善。
率先“封村”的大興區老三余村常住人口660人,而流動人口數量達到6000人左右。所謂封閉式管理模式,即警方聯合政府部門為這些村落建圍墻、安街門、設崗亭,并封閉一些不常用的路口。此后,大興區有92個村莊依此推行封閉式管理模式。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如此行動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比例倒掛的村莊警情高發、環境和治安秩序差、不安全隱患多。
有學者就流動人口進行深入調研后指出,流動人口在醫療、子女教育、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困難正醞釀著各種社會問題,盡管社會各界已經非常關注流動人口的福祉,但距離解決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0年8月,北京市新區合并后的東城區新區長上任伊始,即推出《社會服務管理創新工作的實施意見》和《社會管理創新實施方案》,這兩份文件規定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在子女教育等5個方面同管理、同服務,被視為“基本相當于流動人口在京可以享受到市民待遇”。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指出,“這應該是北京第一個正式對流動人口采取這一管理模式的區縣”。
2010年10月,距離北京僅有700公里之遙的河南省鄭州市被國家確定為首批49個流動人口均等化服務試點城市之一。
12月16日,鄭州市出臺《鄭州市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施方案》,其中明確表示,“將通過加強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政策與戶籍管理、勞動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住房等方面政策制度的銜接和協調,完善均等化服務的相關政策,使流動人口在鄭州獲得與戶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務”。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解決流動人口問題上則提出了如下建議:“各級政府高度重視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提高其就業率;加強勞動權益保護,改善就業環境,出臺并落實可攜帶轉移的社會保險辦法,強化流動人口醫療衛生服務,促進教育均等化,保障流動兒童受教育權益,同時均衡城市之間的公共資源配置,合理引導流動人口到中小城市安家落戶,促進城市化進程。”本報記者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