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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因素
“是的，世界變了。”1月25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發表國情咨文，從教育、科研、基礎設施以及中國市場帶來的就業，四次反省美國現狀。就職美國總統三年來，其國情咨文提及中國的次數逐年翻番，從2009年的輕描淡寫，到2010年宣戰式疾呼“我不接受美國淪為第二名”，再到2011年承認美國地位下滑的現實，折射了形勢逼人下美國對華心態的微妙變化。
在張宇燕看來，未來十年，中國外部環境最大的機遇和挑戰主要集中在美國，“中美關系是中國外交的大局。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變數很多，但最關鍵的就是美國變數。”這其中包含兩層意思，其一，美國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意愿和領域；其二，美國會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對待新興大國。“對中國而言，把握好外部發展機遇，就要對美國行為有較為準確的判斷。”
這位曾以美國馬里蘭大學訪問學者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領事身份深入研究過美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向本刊記者講出了自己的擔心，“新世紀以前的二十年，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雖說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感情復雜，但總體上還沒太把你當回事。新世紀頭十年走過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形成對當今世界的重大影響。這意味著，在接下來的5～10年，西方世界有可能變本加厲地對中國采取行動。”
他將這些行為總結為“四化”：妖魔化中國、分化中國、西化中國和體系化中國。“最重要的就是，在貿易、環境、貨幣和投資等領域，把中國納入它們制定的國際體系內。”為了說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與中國的關系，和面對的競爭形勢，他特別提到了兩篇文章，一是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發表在去年11月底《華爾街日報》上題為《世界圍繞中國旋轉》的文章，二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在2011年第1期《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的題為“ImperialbyDesign”的長文。
弗格森這位“G2”的發明者認為，中美在四方面面對著針鋒相對的沖突：其一，工業制造。中國的崛起和蘇聯不一樣，蘇聯從未在制造業上超過美國。但2009年，無論是工業增加值還是工業總產值，中國都已超過美國；其二，人均收入增長。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人均GDP最低僅為美國1/70，現在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1/5，而且還在快速提升；其三，資源需求。僅2009年中國消耗的粗鋼數量就是歐美日總和的兩倍多。中國多消費就是西方國家少消費，資源問題成為零和博弈；其四，發展速度。美國為“離去的帝國(departingempire)”，中國是“到來的帝國(arrivingempire)”，一個迅速成長，一個慢慢衰落。兩個國家要尋求一種穩定的關系，難度很大。
弗氏最后給出了自己的結論，“冷戰持續了四十多年，蘇聯從未在經濟上超過美國。我們正在經歷的是對五百年來西方控制的終結。這一次，東方挑戰者在經濟上和地緣政治上都動真格了。北京現在可能還不是‘師父’，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不再是‘學徒’。”
“美國已經全方位，而且不可避免地走上衰落之路。”約翰·米爾斯海默的判斷更加直白。他在深刻檢討冷戰后美國國家政策失誤的“ImperialbyDesign”一文中，“惋惜”地哀嘆：
“在9·11事件發生之前，布什政府曾意識到，美國未來幾十年面對的最嚴重挑戰很可能來自崛起中的中國當然，美國會在全球范圍內抑制中國的崛起。然而主導全球的企圖迫使美國要在全球范圍開戰使得我們難以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如果人民共和國以過去三十年間的方式，在未來幾十年繼續增長的話，它很有可能將經濟實力轉變為軍事力量，并嘗試像美國領導西半球那樣主導亞洲。沒有哪個美國領導人愿意接受這個結果，這意味著華盛頓會尋求遏制北京的戰略，并阻止其成為地區霸主。”
“在抑制中國方面，美國必須扮演主要角色如果美國不再被不必要的海外干預所弱化，它將更有能力來壓制北京的野心未來的預算應當大規模向空軍和海軍傾斜，因為它們將是對付中國崛起的主要力量。”
這位進攻型現實主義“鷹派”學者，以“布局帝國”的口吻提出重建針對中國的霸權優勢：以離岸平衡戰略，從外圍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沖突中脫身，集中精力于美國利益至關重要的歐洲、東北亞和波斯灣，壓制潛在霸主。具體到東北亞，他說，美國在保持自己實力的同時，盡可能讓其他國家付出成本，“領導”印度、日本、俄羅斯、新加坡、韓國以及越南，圍堵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