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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了兩所小學，相隔僅百米，坐在村委會的這間教室里，能聽見對面學校清脆的上課鈴聲。
小峰的學校沒有鈴聲。這里也沒有考試和作業，而且只上半天學。每天早上，母親用自行車載著他，盡管步行的路程還不到10分鐘。王立軍故意讓小峰的到校時間和對面學校錯開，晚到、早退。這樣，即使沿著同一條路上學，他和村小的學生也很少碰見。
小峰知道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樣”。他呼吸時，胸口有時會響起一陣成年男人打呼嚕似的聲音。他學會了咳嗽時轉過頭，吐痰也跑到屋外的小路邊。
他幾乎沒再去過對面的學校。除了一次電視臺錄像，記者讓他站到村小大門那里，他兩手攥住鐵柵欄，一張小臉貼了上去，茫然地向里面張望。
一天下課，小峰突然跟王立軍說：“他們都說我有病。”
“他們是誰？”
“就那幫小孩唄。”
“什么病？”
“艾滋病。”小峰輕描淡寫地說。
“別聽他們的，他們都瞎說，咱不是那種病。”王立軍撒了謊。
村里許多人說，這個孩子不僅有艾滋病，而且智力有問題。第一年上學，小峰花了4個多月才學會從1數到100，而且還是王立軍用拍皮球的方法半哄著學會的。現在14歲的他終于學到了兩位數乘法，但乘法口訣還是背得不利索。
“我覺得吧，這個事得這么看。”王立軍解釋著，“他的童年太封閉，智力開發不夠。小孩玩彈球，你輸幾個，我贏幾個，就是學加減法呀，可沒人跟他接觸呀。”坐在教室里，他提高了聲音為自己這個學生辯護。
王立軍和小峰在一起的時間，比和自己的外孫女都長。每天早上，他騎50多分鐘的自行車，到教室后先燒一壺水，倒水都不讓小峰動手，因為怕他燙到。鉛筆，是王立軍削好的。連手紙，他都撕好了疊成塊。
這個得過腦血栓的老人，還要甩著胳膊摔煙卡、蹲在地上彈玻璃球。這時，小峰變成了裁判，他不停地告訴老師，這樣不行、那樣不行。
“得聽他的。”王立軍說著，撇撇嘴。
自打“愛心小學”成立后，王立軍和小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記者。2006年，他們還和其他幾個艾滋病兒童見到了溫家寶總理。已經9歲的小峰是幾個孩子中最矮小的。《新聞聯播》播出的合影畫面里，他縮著肩膀，把半個身子藏在別人背后。這張照片現在就掛在教室里。
小峰成了附近的名人。外村人還給他起了綽號，“艾哥兒”。清掃村路的女人們見他經過，突然都停下了手中的鐵鍬，直起身盯著他。“是不是這小孩？”有人指指他悄悄說。
為了怕人認出來“嫌棄”，王立軍帶小峰去街上理發時，每家店只光顧一次。
只有那間不足10平方米的教室里沒有歧視。王立軍從來不主動和小峰提起“艾滋病”，他還想著，社會關注多了，小峰有一天就能回到正常學校里。
從一開始，王立軍就想讓小峰在這間特殊的教室里體驗到一個正常學校所能擁有的東西。貼在教室墻上的課程表里，標注著教師到校時間、學生到校時間和升旗儀式時間。盡管教室里只有一個學生，但他總是站得端端正正地講課。除了語文和數學，他還開了體育、音樂和美術課。他帶著小峰春游，最遠的一次坐車去了100公里外的丹東。小峰在游樂場里開了碰碰車，他記得那里的羊湯好喝極了。
今年六一兒童節，王立軍試探著給隔壁村的小學打了個電話：“你們哪天開運動會？俺們不參加，我就領我學生去看看，開開眼界。”那所小學的教導主任很痛快地答應了，檢錄組還特別增加了小峰的名字，讓他參加60米短跑。
“我跑得太慢了。”說起人生中的第一次比賽，小峰縮著脖子一笑，露出一顆蛀牙。“我腳不行，不知道怎么了，我是鞋大呀還是怎么呀……我是最后尾，倒數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