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產品貿易遠遠不像商品貿易是出超，而是嚴重入超。多年來，我們的圖書版權貿易一直在10:1左右的逆差水平上徘徊”。“兩會”期間，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政協(xié)委員趙啟正在接受中國網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個強大的國家必然是政治、經濟、文化三強的國家，因此，我們在發(fā)展經濟的同時要特別加強文化的振興，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

我們是世界第一的電視機輸出國，卻不是一個能夠輸出電視內容的國家

趙啟正委員指出，中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為全世界的文明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還曾經有四大發(fā)明，對推動人類進步起了巨大作用。但這都是祖先的貢獻和祖先的光榮，四大發(fā)明之后幾百年來我們沒有更重大的貢獻。新中國成立之后，特別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我國文化事業(yè)有了很大發(fā)展，對世界文化貢獻作用開始加強，但必須冷靜地看到，如今中國對外的文化影響遠不如外界對中國的文化影響。

他介紹說，我國的文化產品貿易遠遠不像商品貿易是“出超”，而是嚴重“入超”。以圖書為例，多年來我們的版權貿易一直在10:1左右的逆差水平上徘徊，其中90%又是出口到亞洲國家和我國的港澳臺地區(qū)。如果單看對西方的貿易，這種逆差大約在100:1，也就是說，我們買人家100個版權，人家只買我們1個。2004年從美國引進版權4000多種，我們只輸出14種；從英國引進2000多種，輸出16種；從日本引進近700種，輸出22種，這種逆差是顯然的。

趙啟正委員認為，這其中的原因，決不是一個圖書貿易機構或政府部門的問題，是我們整個文化軟實力不夠，還有一個漢字不流行的問題。他說，“外文的小說為什么能翻譯到中國，特別是英語？這是由于英語的流通，中國學英語的人有多少？大學生2000多萬，如果算上從小學開始學的，就是上億的人，而外國學習中文的人很少，美國中學生學中文的不到3萬，不足中國的千分之一” 。

“我們現(xiàn)在輸入了很多外國文化，也因此同時輸入了外國的某些價值觀。中國輸出了大量的電視機，卻沒有輸出電視機里的表演——輸出的電影很少，音樂很少，電視劇很少……我們是世界第一的電視機輸出國，卻不是一個能夠輸出電視機內容的國家。”

對此，趙啟正委員表示，一個強國必然是政治、經濟、文化三強的國家，如果沒有文化的支持，單靠經濟的發(fā)展是不行的，因此，作為政協(xié)委員，我希望盡快地制定國家的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對外輸出文化是這一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重要部分。通過這個戰(zhàn)略使世界了解中國，認同中國，支持中國的主張，所以，中國要對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貢獻，不能躺在祖先的功勞簿上。

向世界介紹中國最大的難題就是文化差異

在擔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時，趙啟正委員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向世界說明中國，在他看來，向世界說明中國是中國外宣的內容，要說明的是中國的社會進步，中國的政策，中國人民的生活現(xiàn)狀，以及中國的明天，回答外國人對中國的不解之處。向世界說明中國是建立良好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所必需的，向世界說明中國的目的是讓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國，有一個好的輿論環(huán)境，就是使中國有一個好的“國緣”。

他指出，在國際輿論環(huán)境中，由于誤解，由于利益矛盾，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差異，就會有誤解、歪曲和攻擊，相比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中國在國際輿論中的地位是低的，在這種情況下，向世界說明中國就更有糾正偏差的作用。告訴世界一個真實的中國，去掉他們頭腦中有偏差的地方。我們向世界說明中國的渠道和辦法應該是多種多樣的，應該考慮到我們想要告訴別人的，和他們不知道的，他們想要知道的。

“現(xiàn)在顯然中國人對外國了解得多，外國人對中國了解得少，是很不對稱的。一個中國孩子可以說出美國電影的名字，美國球星的名字，一個大學生能說出很多美國政治家的名字，但反過來情況就不同了。這對中國是不利的，人家不了解你，對中國有誤解，造謠的人就有機可乘”，趙啟正委員表示，改革開放之前外國人對中國所知甚少，改革開放后迅速改善，但由于起點低，所以需要很長的時間扭轉這一狀況。何況中國作者不能貼近或者說不太了解外國人的思想方法，文化差異很大。所以向世界說明中國的難點在于如何克服文化上的價值觀差異障礙，是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

如今，被海外媒體稱為“中國內閣發(fā)言人”的趙啟正委員，受聘擔任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他說，我作了將近8年的新聞工作，對于我們新聞人才的優(yōu)勢和劣勢有很多體驗，一個重要的感觸是新聞人才的培養(yǎng)和實際需求之間還不夠緊密，因此我愿意在新聞教育的教學方案上、課程設置上、以及和社會的溝通上應該做些工作，使學生德才兼?zhèn)洌m應新時代的需要。（徐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