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結束的2006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中，中國圖書版權輸出簽約數量激增，約是去年的5倍，中國圖書在國際市場何以“突然”火了起來？
2006年10月，在號稱“全球出版業奧運會”的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作家蘇叔陽做客貝塔斯曼“藍色沙發”現場名人秀，接受了當地頗有影響力的德國電視二臺的采訪，一同參與的還有其他十多位世界重量級作家。這是中國作家首次獲邀參加針對歐美主流文化的出版營銷活動。身穿紅色唐裝的蘇叔陽介紹了其著作《中國讀本》，該書德文版即將在德語地區全面發行。
該書用淺顯的語言，敘述了中國的歷史文化，還專門介紹中國建國后的成就，以及如何理解中國的“和諧社會”。節目播出的第二天，走在大街上，開始有德國人認出了蘇叔陽；并有人來主動接洽，合作出版意大利版、西班牙版、馬來西亞版。
“全世界都有想了解中國的愿望，需要一本書走進中國。”蘇叔陽盛贊該書的中方出品人遼寧出版集團與貝塔斯曼的合作模式：前者提供內容，而后者則從翻譯到包裝，到海外出版及發行一攬子包辦。
不只是《中國讀本》，中國出版業此次法蘭克福書展之行成果出乎意料地好：共輸出版權總數1936項，引進版權總數1254項，合作出版142項，首次實現了輸出大于引進。而在內容上，更多反映當代中國題材的書，被引入歐美主流市場。
西行的路標：人類主題
其實早在1933年，美國著名華裔女作家賽珍珠就進行了版權貿易的嘗試，尋找一位中國作家寫一部關于中國的書籍，由她負責在美國出版。林語堂成為了不二人選，他創作了《吾國與吾民》。賽珍珠在《紐約時報》等媒體組織了一系列書評，使得該書很快風行美國，4個月內竟再版7次，并旋即跨越了大西洋，推出了數個歐洲版。林語堂因此在美國家喻戶曉，僅1940年，他就獲得高達4.6萬美元的版稅。
海外市場作為一個巨大的利潤來源，現代的中國出版人同樣高度重視。“暢銷書當然要考慮海外市場”，作為2004年中國最暢銷小說《狼圖騰》的策劃、資深出版人安波舜告訴記者，因為“掙中國人的錢比較辛苦”——國內作者的高版稅已經與國際接軌，而書價相對偏低，但打入了歐美主流國家在內的海外市場則利潤豐厚。
迄今為止，該書已經銷售了26個語種的版權，預計將發行到110多個國家和地區，光是海外版權銷售的預付款已達到100萬美元。
“書品決定了版權輸出的規模、效益，并且是未來是否能夠在海外長銷的惟一指數。”安波舜認為，書要跨國界地受到廣泛歡迎，最重要的必須有好的文本、人性化的寫作主題和思想，要讓外國人看得懂。比如《狼圖騰》反映了人與自然，草原游牧文化和農耕文化的沖突，這是全世界通行的人類話題。
安波舜曾主動與西方媒體聯絡，講《狼圖騰》在中國市場的受歡迎程度；從小說中的沙塵暴講起，講草原的退化，人與狼的關系結果《泰唔士報》《紐約時報》意大利《郵報》等歐州主流媒體紛紛發表書評，世界各大出版商因此找上門來，“有了香餌，才能夠把狼招來”，安波舜總結說。
從人性的角度思考，告訴西方一個“客觀真實的中國”是中國版權成功輸出的重要因素。蘇叔陽談自己寫作《中國讀本》的體會，“只要抱著真誠的心，發自內心地抒發，不要有過多的宣傳意味，這就是外國讀者愿意接受的。”
人性化的主題還反映在少童圖書版權的輸出熱上。在本屆法蘭克福書展上，接力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原創少兒小說“淘氣包馬小跳系列”與法國的菲利普比基約出版社達成了出法文版的協議，并由其代理歐盟版權。總編輯白冰表示，兒童作品都要從兒童的天性出發，貼近生活，這樣最容易跨越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界限，也不會受到意識形態的限制。
“中國創意”受關注
遼寧出版集團參與《中國讀本》版權貿易工作的郎冰介紹，他們從1998年起就開始主動與國外出版商聯絡，并早就看好《中國讀本》的海外市場。
事實上，“中國創意”的題材已吸引了世界各國出版商的關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則與著名的美國湯姆森學習出版集團合作，出版“上海系列”，介紹上海金融業、上海城市發展規劃、上海世博會等。該書完全是為西方讀者量身定造，從策劃開始，包括框架設計、版式等，雙方都充分商討。“有時一天要與外方通十幾封郵件”，負責此項工作的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助理李遠濤介紹。
中國出版人的主動“西行”也與中國政府的“走出去”戰略密切相關。政府實際的扶助包括提供政府補貼，制定出口退稅等措施。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管士光表示，“政府的文化推廣計劃，比如規定向外介紹的圖書都由政府承擔翻譯費，這給出版社減輕了很大的負擔。”
集團合作加速中國書籍走出國門
不過，和賽珍珠推廣《吾國與吾民》的方式不同，如今中國圖書的海外出品模式已經演變為集團化運作。
英國的企鵝出版集團購買了《狼圖騰》的英文版權，《狼圖騰》正是與企鵝出版集團合作，依靠其強大的發行通路和跨國的營銷能力，才使得《狼圖騰》的神話版圖越來越廣闊。
企鵝(北京)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王爭表示，他們計劃每年會選購4至6本中國作品介紹到國外。
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管士光告訴本刊，與之合作的世界知名英文出版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也一直關注中國，雙方協議5年內推出一個針對西方讀者的中國現代小說出版項目，出版30至50種書。方式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先提供書目，柯林斯找美國的學者鑒定后組織翻譯，目前確定的譯者是長期研究中國并翻譯了很多中國文學作品的著名漢學家葛浩文，作品包括沈從文的《邊城》、張煒的《古船》、老舍的《駱駝祥子》等中國現當代文學著作。
重慶出版集團與英國的企鵝出版集團合作引進了《企鵝經典》。該項目的下屬執行機構，北京華章同人策劃部陳乾坤明確表示，合作從一開始就是考慮雙向的，既有引進，也考慮在適當的時機輸出優秀的中國原創作品。
“走出去”還需要更成熟的心態和市場
雖然有不少成功的典型，但是對于國內大多數出版社而言，“借船出海”只適用于強強聯合，在短時期內中國版權貿易逆差的局面還不能夠得到根本扭轉。
中華版權代理總公司版權代理部主任張洪波告訴記者這樣一件事，他曾經陪同過一位來中國的俄羅斯著名的經濟學家，走出機場后，經濟學家看到什么東西都覺得驚奇，很詫異這些都是中國自己的東西——他對中國很不了解，沒有讀過任何中國當代的作品，原因是沒有人翻譯也沒有人出版。
而本屆國際書展雖然成績喜人，但其“走出去”的效果仍有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提醒到，不能一提“走出去”，就一窩蜂，滿飛機都是中國的出版人，其中還有不乏把出國當做福利的情況。他認為在本屆書展上，中國仍然缺乏適宜西方閱讀口味的原創作品，特別是在財經類等熱門領域。而一些單位沒有充足準備，甚至連像樣的外文書目都拿不出來。“到處參加書展、書展作秀甚至成了一些出版社追求的政績。”張洪波說。
而為了爭奪海外市場，一些出版社也不乏許多逐小利的短期行為，如在版權輸出時候不顧成本，競相壓價；甚至有的出版社未經作者允許，擅自把書的海外版權賣了，自己拿錢等等。
對此，張洪波表示，中國的圖書版權輸出重要的不是數量，而是結構。“書展只是一個大的展示平臺，并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羅雪揮 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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