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避戰火遠遷臺灣

1948年，戰亂之際。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的兒子李光謨回憶，當時戰事對國民黨很不利，“他們步步退縮。”那時，李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的知識分子朋友圈里已經傳言南京危急，要把故宮博物院等處的文物搬移，“只是具體運到哪兒，還一時沒有決定，后來覺得大陸哪個地方都不安全，所以覺得應該運到臺灣去。”

反對聲也有。“他們認為文物不應該這么折騰。我父親覺得戰爭與文物勢不兩立，應該搬到安全的地方。”李光謨說。

遷臺的決定最終還是下達了。1948年11月10日，兼任故宮博物院理事長的翁文灝邀集常務理事朱家驊、王世杰、傅斯年、李濟、徐森玉等，以談話會的方式密議，商定選擇故宮精品，以600箱為范圍先運到臺灣，而以參加倫敦藝展的80箱為主。

對于文物遷臺，李濟曾在與朋友交談中表明了他的心跡：“很多人反對文物搬遷，有人勸我不要跟著船走，怕危險，我也很矛盾。但我第一考慮的是保護文物，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

1948年12月22日，“中研院史語所”由南京直遷臺灣，全部圖書、儀器、標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運。那時許多文物剛從大后方運回南京，還來不及開箱，又要搬到臺灣。

連同毛公鼎在內的文物，以及李濟等人共同登上了國民黨海軍軍艦“中鼎號”。李光謨清楚地記得，船是登陸艇，并不太大，不過船艙內有較大的空地放文物。“中鼎號”載運了故宮博物院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212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20箱、“中央圖書館”60箱，以及“國民政府外交部”重要檔案60箱，共計772箱。所有的文物裝在木頭箱子里，“各個單位都有老技工，他們用好幾層油紙包裹文物，甚至還考慮到從高處摔下不被弄壞。”

1948年12月26日，中鼎號抵達臺灣基隆港。隨后，這些文物又被運到臺中，暫時放在鐵路庫房中。

對這段歷史，紀錄片《故宮》總導演周兵頗有感慨：“那時去臺灣的很多專家，覺得在臺灣呆不了幾個月就會回大陸，結果幾十年終老在臺灣了。當年很匆忙，很多人都沒來得及跟自己的老母親話別，隨隨便便拿了點東西就去了臺灣，想著幾個月后就能把文物重新帶回北京故宮，沒想到一去幾十年。”

毛公鼎成永不更換的展品

毛公鼎在內的三批文物運臺后，除“國民政府外交部”文件存于臺北，“中研院”文物暫存臺灣新竹縣的楊梅，其他文物皆轉到臺中糖廠倉庫儲放，并重新編箱編定《存臺文物清冊》。此后，當時的“中央博物院”所藏的毛公鼎等與北平故宮博物院運抵臺灣文物，構成了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的主要部分。

1950年初，毛公鼎被運到臺中糖廠，只呆了一年多的時間，由于沒有更多的庫房，文物不能展覽，也沒有辦法保護，文物專家們又找到了臺中的霧峰鄉北溝村。除了“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的文物還留在楊梅以外，其余所有的文物全部從臺中糖廠運到了霧峰，在這個地方呆了十多年，一個臨時機構“臺北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也成立了。

1957年春天，北溝庫房的西邊空地上蓋起了一座小規模的陳列室，毛公鼎又開始落戶在這個占地僅有600平方米，相當于一個籃球場大小的新家。此地也是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前身。

1965年臺北故宮正式落成，毛公鼎成為臺北故宮的鎮館之寶之一，放在商周青銅展廳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換的展品，“臺北故宮建立時就已經考慮了現代化的展陳條件，由于毛公鼎對濕度特別敏感，所以毛公鼎陳列處特別考慮了濕度，而溫度一般控制在20多度左右，”丁孟指出。

由于毛公鼎銘文解讀容易，學界對毛公鼎的研究主要放在斷代上。丁孟表示，毛公鼎銘文上只記載了“王”，但具體是哪個王，學界對此經過一番研究。最初，有說法提出是周厲王，不過后來越來越多考證支持是西周晚期宣王時期所制，這也成了主流說法。

當然，毛公鼎的傳奇也不僅限于學界。為了讓普通民眾對毛公鼎有更多認識，臺北故宮于2005年制作的形象宣傳片中，就將毛公鼎以更為現代的方式介紹給普通民眾。

C14、C15版采寫本報記者李健亞

本文感謝以下受訪者：丁孟(故宮博物院青銅器研究專家)、李光謨(中國人民大學離休教師，考古學家李濟之子)、周兵(紀錄片《故宮》總導演)、劉慶功(上海大學藝術研究院)。本文圖片及部分資料由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九州文化傳播中心、良友(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良友紀錄片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