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武威脅下，毛澤東形成了中國作戰的新思路

1964年，中國的國際環境很不好，可以說，中國已經處在五方面的威脅當中。

首先威脅中國的是蘇聯。60年代初，中蘇兩黨之間的矛盾擴大到了國家關系的領域，兩國的邊界爭端也不斷發生。當時毛澤東就已經預見到中蘇之間的矛盾將要發展到武裝對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當政后，強化了赫魯曉夫奉行的中蘇關系政策。他不僅繼續與中國為敵，而且變本加厲，向中蘇邊界大量派兵，蘇聯駐中蘇邊界的軍隊迅速增至100萬人，蘇聯的一部分戰略導彈也指向了我國幾個大城市和重要軍事設施。蘇聯還派兵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并且試圖對我國正在搞的核設施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打擊。第二個威脅中國的是美國。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失敗后，仍然把中國當作它在亞洲的主要敵人。從60年代初期開始，美國對我國實行了緊縮包圍圈的政策。從60年到64年，美國和我國周邊不少國家和地區簽訂了條約，結成了反華同盟。美國還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數十個軍事基地，對我國形成了“半月形”包圍圈，威脅我國的國家安全。1964年8月，美國開始轟炸越南北方，把戰火燒到了我國南大門。第三個威脅來自臺灣的國民黨當局。60年代初，國民黨在美國的支持下叫囂要“反攻大陸”。蔣介石加緊派遣武裝特務對我東南和其他沿海地區進行襲擊，妄圖在我東南地區建立大規模進攻大陸的“游擊戰走廊”。第四個威脅來自印度。當時，中印邊境也很緊張，印度軍隊不斷蠶食我國領土，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向我發動武裝進攻。第五個威脅來自日本和朝鮮。日本與美國結盟，其國內有美國的駐軍，日本本國也加緊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南朝鮮也與美國結盟，其國內也有美國駐軍。南朝鮮政府同樣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在這五方面的威脅當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蘇聯和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最大。中國當時沒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擊時，是沒有任何回擊能力的。面對這些威脅，毛澤東并不害怕。他自己“不怕鬼”，也激勵全黨“不怕鬼”。他在1959年5月6日寫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觀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因此我們不要怕鬼，要和鬼斗爭。那么，原子彈可不可怕？毛澤東說，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馬利元帥談話時說：“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要打還是用常規武器打。打常規武器還可以講點軍事藝術，什么戰略、戰術，指揮官可以臨時按照情況有所變化。用核武器的戰爭就是按電鈕，幾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彈是紙老虎”，不可怕。

同時，毛澤東也認真地對付“鬼”。為了對付“鬼”，毛澤東做出了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中國也要搞一點原子彈。他說，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但是，毛澤東并不把搞原子彈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馬利的談話時說：我們也準備搞一點原子彈“哪年搞出來，我不知道。美國有那么多，是十個指頭。我們即使搞出來，也是一個指頭。這是嚇人的東西，費錢多，沒有用。”中國要用很少一點錢搞試驗。毛澤東形容中國搞原子彈，“像窮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邊跑一跑。”毛澤東認為，重點應該放在扎扎實實搞三線建設上，因此他的第二個選擇，就是搞三線建設，而搞原子彈也是合并到三線建設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線搞原子彈。所以三線建設處于毛澤東戰略決策的核心地位。

毛澤東是著重從戰爭，特別是打核戰爭的角度來考慮三線建設布局問題的。他看到：我國東北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地，全部在蘇聯可攜帶核彈頭的中短程導彈和戰略轟炸機的打擊范圍之內，沿海工業城市也處在美蔣航空兵力打擊范圍之內。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在蘇美核武器打擊之下。一旦戰爭爆發，即使敵方不使用核武器，我國大部分工業基礎也將毀于一旦。而西部地區則距蘇聯和美蔣軍事火力打擊之外(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美蔣的武器裝備，都還打不到西部地區，特別是打不到西南地區)。毛澤東的這個考慮，正好與軍委總參謀部的考慮不謀而合。1964年4月，軍委總參謀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關于我國經濟布局不適應未來戰爭需要的報告。這份報告印證了毛澤東原來就存在的擔憂，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就是從那時起，毛澤東把他原來的發展西部的思路進一步強化，形成了把我國工業建設的布局全面鋪開，造成沿海的一線、中部的二線、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線并存，而把三線作為建設重點的新思路。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做出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當年8月，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建設三線。從1965年起，我國開始把沿海一些工業企業向西部和西北地區搬遷，當年新建項目則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區。這是我國三線建設大規模進行的階段。

三線建設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國的戰略資源大多已經向西部和西南地區轉移完畢。此時的中國，已經不怕打大規模戰爭了，中國已經做好了準備，腰桿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向美國總統約翰遜傳話說：“如果美國把戰爭強加給中國，中國將奮起抵抗，戰斗到底。不管來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內，可以肯定地說，它進得來，出不去，必將被消滅在中國。”周恩來的這個話，是說給美國人的，也是說給蘇聯人的，更是說給蔣介石集團、南朝鮮和日本的。

1969年，中蘇關系惡化。珍寶島沖突發生后，毛澤東把關注的目光又轉回到三線建設上來。他更重視三線建設了。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擾，保證三線建設順利進行，他決定對一些重點三線建設基地和工程實行軍管，甚至直接派軍隊去施工。對這種由解放軍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單位，造反派是不敢來胡鬧的。

為了對付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毛澤東又提出了一個“小三線”建設的思路。這個思路就是：各省特別是進行三線建設的各省，再建設成本省自成體系的“三線”，這樣，既可以使“大三線”與“小三線”兩個體系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大系統，也可以將三線建設深入到中小城市、縣城乃至鄉村，使我國形成支持長期戰爭的工業基礎。從1970年起，中央開始對三線建設項目實行優先安排、重點保證、抓緊搶修的原則。在此原則指導下，全國的三線工程建設全面鋪開，各省的三線建設也隨之全面鋪開了。毛澤東此時的三線建設思路，幾乎完全集中到準備打仗、準備打長期的戰爭上來。因此他對三線建設投資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從來沒有過的。到1971年，我國三線建設的投資總額達到了340.8億元。這還沒有把各省自籌資金搞“小三線”建設的投資計算在內。而且，在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時期，他這樣關注三線建設這一經濟問題，也說明毛澤東對三線建設的重視，是基于對極有可能發生的中蘇戰爭的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