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金融封鎖，張伯駒的銀行賬戶被全部凍結，他全家也只能輾轉入秦，躲避戰火。自知不能履行“一年付清”的承諾，張伯駒只留下《上陽臺帖》等四幅書畫帶在身邊，而將價值連城的《中秋帖》和《伯遠帖》原樣退還給了郭世五。

與“二希”一樣，《快雪時晴帖》的命運也再次被戰爭改寫了。

1937年8月13日，日寇進軍上海。8月14日，第一批故宮文物在長江碼頭裝船，準備從水路運往漢口。這批文物只有80箱，卻是珍品中的珍品，《快雪時晴帖》也在其間。徐森玉和莊尚嚴師徒二人再次臨危受命，隨同命運多舛的故宮國寶踏上了漫漫西遷路。

第一批80箱文物在日寇的連天炮火中艱難前行，從漢口到武昌，從武昌到長沙，從長沙到桂林，從桂林到貴陽……短短半年時間，國寶輾轉了大半個西南。往往是文物前腳離開，存放地點后腳就遭到了轟炸。

1939年1月，這批國寶終于在貴州的安順縣城外找到了自己臨時的家“華嚴洞”，洞深壁厚，又不潮濕，且藏于密林深處，十分安全。此后的五年，縱使外界炮火連天，安順幾次告急，故宮文物仍是安然無恙。

1944年秋天，就在《快雪時晴帖》回到華嚴洞后不久，貴陽、柳州相繼失陷，安順告急。80箱文物被迫又一次踏上了遷徙之路，這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巴縣。

這是西遷途中最為艱難的一段路。路雖不長，但苦于蜀道之難，且這一路全是崇山峻嶺，多有土匪出沒，徐森玉、莊尚嚴一行人雖然萬分小心，還是在出發后不久被西南最大的“袍哥”頭目截了下來。

徐森玉只得親自前去談判，說好任其“出價”，只求保得國寶平安。那為首的大“袍哥”只提了一個條件：要徐森玉將長子徐伯郊送來做自己的“徒弟”———徐伯郊當時正在上海的興業銀行供事，大“袍哥”要他來做人質，顯然是想放長線、釣大魚。

徐森玉聞言猶如五雷轟頂，但在愛子與國寶之間，他最終選擇了后者。徐伯郊接到加急電報，以為是老父親身體有恙，日夜兼程趕到安順才知道是父親拿自己作了“抵押”。“但是大舅舅深明大義，二話不說上山拜了大‘袍哥’。他見多識廣，又能言善辯，一上山就拍胸脯、打包票，說抗戰勝利后就給大‘袍哥’當干兒子，以銀行家的身份保他們一世榮華富貴，哄得‘袍哥’們眉歡眼笑，沒多久竟放大舅舅下山了，還叫他轉告我外公：我保他此行一路平安！”徐森玉的外孫王圣貽回憶徐伯郊的往事時說。

兩個月后，身心俱疲的徐森玉終于將80箱國寶平安運抵巴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