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這門藝術，我們說它是中國人的一件“余事”，大概并不是對書法本身的貶低。東晉王羲之，官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唐朝顏真卿，官監察御史、平原太守、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等；歷代文人所深愛的蘇軾，曾官杭州通判、杭州太守，密、徐、湖諸州知州，禮部郎中、中書舍人等；王鐸曾官禮部尚書；當代的啟功先生首先是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獻學家，沈鵬先生首先是美術評論家、編輯出版家，啟、沈二先生也無不是把書法看作自己的余事的。書法之于李寶權先生，也是如此。
中國古代的正直的政治家，幾乎無一例外的尊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信條。不必說，作為一個接受黨的教育和培養多年、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國家干部，李寶權先生從來就有著與古代的志士仁人相似或者相同的人生價值取向。與共和國同齡的李寶權先生，幾十年來一直供職于政府機關。他十八歲參加工作，二十八歲任人民公社社長，三十八歲任縣長，四十八歲任沈陽市副市長。在李寶權先生擔任沈陽市主管農業之副市長的十年間，沈陽的現代化農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特別是經由他一手策劃而建立起來的沈陽輝山農業高新區，目前正成為全國最大、最好的農產品深加工中心和研發中心。李寶權先生為沈陽農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何為父老鄉親謀福利、如何發展本地的經濟、如何實現本地區經濟和社會各方面事業的全面而和諧的發展，從來就是縈繞于李寶權先生心間的頭等大事。至于書法一藝，固然是李寶權先生的真愛，但較之于為蒼生謀福利的人生追求，終究是余事而已。
古人讀書，講究“三上”、“三余”。“三上”意指，廁上、枕上、馬上，即如廁之時、就寑之前、旅途之中，都是讀書的好時候；所謂“三余”，即“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冬者歲之余”，這也是讀書的好時候。李寶權先生研習書法之勤奮，不亞于古時候講究“三上”、“三余”的勤勉的讀書人。不過，李寶權先生是在繁雜的行政工作之余研習書法的。李寶權先生于政務之余，潛心書藝，真草篆隸，無不涉獵。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盡管工作崗位時有轉換、變易，但是，三更燈火，五更雞鳴，都見證了李寶權先生與歷代書法大家的對話。李寶權先生學習書法，最善于利用點點滴滴的時間。即便是在旅途中，他也是筆墨紙硯從不離身。由于工作需要，這些年來，李寶權先生多有海外調研、考察的活動。每次出行，無論是歐洲、澳大利亞，還是中國的香港地區，旅途的勞頓和時差的變動都沒有影響到他的書法研習。
孔子說，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常年政務繁雜的李寶權先生以百忙之身而耽于書藝，“余力”實在不多。在不少人看來，他這樣做，似乎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但是，李寶權先生自己明白，他之勤于研習書法，是以修養身心、陶冶性情為目的的，他從沒有躋身書壇以爭名博利的世俗之念。正是由于李寶權先生以如此的心態對待書法藝術，所以，一個看似奇怪而實則必然的結果就是，他因此而極大地豐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筆下的書法作品也達到了當代許多人所無法企及的境地。換言之，李寶權先生視書法為自己的“余事”，但他的“余事”卻不是業余水平，而是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誠如楊仁愷先生所說：“寶權同志不是那種僅僅滿足于對書法藝術的一般性把握，滿足于寫得一手好字、受到業外人士恭維和贊譽的人。他認真臨帖，師法古人，轉益多師，博采眾家之長。早年從柳公權《玄秘塔》入手，又臨歐陽詢，后入隸法，《史晨》、《乙瑛》、《曹全》、《張遷》、《石門頌》、《泰山金剛經》，遍臨漢碑，廣涉魏法”。李寶權“所作隸書，既有《張遷》的雄強，又有《曹全》的靈秀，結構整嚴，端莊樸茂，開張有致，得心應手。其行書，師法二王，于《蘭亭》用功最勤，旁及楊凝式，取精用宏，兼有隸意，筆力沉實而靈活，字里行間有濃郁的書卷氣，厚重蒼樸而不失雅致”，而“他的草書長卷，……真乃宛若游龍，筆走龍蛇，鸞舞蛇驚之態，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通暢，已達到了做為書苑中人不同凡響的境界。”所以，李寶權先生的書法作品在許多大型賽事中頻頻獲獎并不斷被權威部門收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他的書法作品1991年在全國“五色石”書法大賽中獲一等獎；1995年在第九屆國際書法大賽中獲“法王獎”；1997年在“國際天池”書法大賽中獲“特優獎”；1998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書畫展中獲“世界文化藝術獎”；他的作品先后被遼寧省博物館、遼寧省美術館、圖書館以及國內外其它許多文化團體與友人收藏。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到了清代乾嘉年間的著名學者程瑤田在談及書法時曾說過的一段極為精彩的話：“世之自謂能者，或不必其果能；而其不能者，反時時流露其能也。譬之草木花實，在天地之間，初何嘗有人養之？而未始不應時舒英，當候垂實；而所謂善養樹者，盡心于其間，反致枯槁者不少也。”李寶權先生視書法為自己的“余事”，可他的這件“余事”早已達到了專業書家的水準。李寶權先生的書法實踐，印證了程瑤田這話的正確性。
當然，我也不想說，李寶權先生的書法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如果說哪位朋友的藝術已經臻于極境，或許就意味著這人已經沒有繼續提升自己藝術境界的余地了。不過，我相信，李寶權先生在書法這一“余事”上已經取得的不俗成就，會給我們的很多書界同仁以有益的啟迪。 （朱樂朋：書法博士、中國碑刻文化與旅游研究所所長、桂林旅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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