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經濟的哀歌
被冷落了多年的“個體戶”，近幾個月里突然成為焦點，登上許多報紙和網站的醒目位置。標題是：7年間，個體戶減少650多萬。
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而截至2006年6月，這個數字變成了 2505.7萬。
個體戶日漸“消逝”？生活中的人們可顧不上辨析這個問題，就像安徽籍的小唐夫婦，他們依舊日復一日在北京繼續著那算不得“個體戶”的個體戶生活。即便是在深冬，他們也總會在每天晚上8點左右，騎車來到北京大學西門外的一條胡同里。
這名海軍轉業兵，麻利地支起他的燒烤鋪子。一個四腿木架，一個鐵皮炭爐，三五個塑料馬扎，構成他所有的經營工具。然后，他燃起炭火，一邊招攬生意，一邊習慣性地左右張望。
小唐符合個體經營的幾乎所有條件，然而他并沒有進入中國個體戶的統計數據。因為他的經營，被認定為“非法”。
這樣一架炭爐，在個體經濟發軔的上世紀80年代初，一度十分普遍。20多年前，這東西象征著社會的希望。
有人開始懷念中國個體戶的“好日子”。一家主流網站，發布了一組名為“看看八十年代中國的個體戶們”的照片。照片上，有街邊衣服小攤，掛著“文明經商”、“禮貌服務”的白底紅字招牌；有留著剛興起的“青年頭”的小伙子，當街支起的“縫紉機”，為排隊等候的顧客縫補衣服；還有沾滿污垢的灰白色鐵爐，上面架一個熱氣騰騰的鋁盆，里面盛著茶葉蛋。
這段日子，被專家視為中國個體經濟起步的關鍵。勤勞致富重新成為光榮的行為，當時新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某省副省長更是公開表示：“哪個地方個體經濟發展了，哪個地方就富裕。”
“這是中國一代先富者事業的雛形。”有人對照片作出評論。然而，時過境遷，當年的財富雛形，如今成為清理的對象。
北京老秀水市場的個體戶老張，是消逝了的650多萬個體戶之一。如今，偶爾路過老秀水街，他會短暫陷入對自己過去拼搏和輝煌的回憶中。
當時，秀水市場還未建立，只是一批聚集在那里販賣小商品的商販。老張記得，創業之初，為了進一批衣服，他在大冬天守著發貨的倉庫，一蹲就是一夜。
而他更深的記憶，則是如何與管理人員“打游擊”。那時，“個體戶”還沒被承認，墻上經常能看到“打擊投機倒把”的白漆標語。為了行動方便，多數商販都有一輛三輪車，管理人員一出現，大家招呼一聲，一哄而散，“追都追不上”。
如今，老張常常在街頭親眼所見，也在報紙、電視和網絡上看到，當年他們的遭遇，正重新上演。
只不過，當時孕育著個體經濟希望的這一幕，在今天重新上演時，卻似乎是在唱響個體經濟的哀歌。最新的證據是，2006年，有的城市，將創建“無攤城市”作為塑造城市新形象的目標。
開店？哪有那么容易咧！
在夜幕的掩護下，非法經營者小唐，一邊扇火，一邊左右望著胡同兩頭。有時候，他忽然全身一緊，死盯著看一會兒，然后松一口氣。
突然間一聲吆喝，他便和左右同行一起，雙手端起炭爐，迅速消失在黑影里。也有的時候，逃跑是失敗的，他只好跟著對方到辦公室蹲一夜。
小唐已經記不清自己被“罰沒”過多少東西。“為什么不去開家店？”有人問。
他呵呵一笑，一邊低頭忙活，一邊敷衍地答道：“要開，將來一定要開。”
在他的心里，將來最美好的事情，是在北京街頭，有一家小小的門臉。不過，身旁年輕的妻子則會露出驚異的神色：“哪有那么容易咧！”
“一丁點兒的小房子就要好幾千一個月，還得辦手續，花好多錢。”她說。對他們來說，房租、手續、稅收等等，都是棘手的問題。
針對此類狀況，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與當年國家大力扶持不同，如今的中國個體戶們，遭遇了“嚴苛的政府規制”。
首當其沖的高門檻就是“準入”制度，這已成為個體戶日漸減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周天勇稱，擦皮鞋、賣冰棍、修理自行車，這些普通的經營在許多國家并不需要登記注冊，而在國內，不注冊就是非法。有些城市甚至提出，連收廢品都要統一注冊、統一著裝。
不少有心擺脫“非法”的普通經營者，往往在嚴格的登記制度和繁瑣的審批程序面前，望而卻步。
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世界銀行的學者曾對85個國家和地區的創業環境做過系統調查，結果表明，從注冊一家公司到開業平均所必經的審批步驟數，中國內地為7道，需經的工作日天數達到111天，而環境較好的某些國家只需要兩天。
根據官方公布的各種注冊、執照申請與審批費用來判斷，完成審批所需的顯性費用，占據了中國人均年薪的11%，遠高出許多國家平均1%這一數額。
《行政許可法》頒布后，各級機關部門的審批程序大大減少。不過，阻礙個體戶“合法”的門檻，依然以各種方式存在。
而在“準入”高門檻之外，小唐夫婦開店的夢想還面臨著更多的屏障。在“個體和私營經濟作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提法寫進憲法許多年后，眾多個體戶和準個體戶發覺，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
2006年6月，北京市工商局“為了規范市場秩序”，停止民宅商用的登記。周天勇認為，這是對個體戶發展“雪上加霜”：假設一個租用民宅，每月只需5000元租金的個體戶，不得不搬離原來的工作地點，在本就緊張的資金中拿出昂貴得多的租金來。
何況，租金只是個體戶們沉重的負擔的一部分。
福建省古田縣國稅局調查過該縣集貿市場的個體魚攤。這些個人攤位，不到2米長，每月負擔各種稅費730~780元不等，其中稅收只有260元，而攤位費、工商管理費、衛生費、檢疫費、治安費、教育費等費用，是稅收的兩倍以上。
專家稱，由于我國經濟法規不健全，個體戶在成長過程中由沒有人管，到誰都想管，經濟負擔不斷加重。周天勇就連用幾個“特別多”來強調政府各部門的收費和罰款。
全國工商聯相關調查顯示，繁重的政府收費使個體和私營企業的成本不斷提高。調查羅列了某些地方個體和私營企業需繳納的費用，包括衛生費、勞動用工年檢費、土地發放費、耕地占補開發費、出外經營手續費、工商年鑒公告費、造地專項基金、發票結報費、市政押金、電腦票據工本費、土地設施管理費、房產抵押管理費等各項政府征收稅費和基金多達375種。而這還不包括各種攤派、贊助、協會收費、有償宣傳費、部門下達的報紙雜志費和非生產性招待費用。
有評論指出，自從1999年工商部門實行垂直管理以后，一些工商部門的工作重心不放在維護公正市場秩序上，而是熱衷于收費，只關心工商收費額的多少。
“稅費負擔沉重是個體戶數量銳減的罪魁禍首。”評論稱。
與政府管理功能“過度”同時存在的，則是政府對創業服務相當程度上的缺位。這被認為是妨礙個體戶生存的制度性因素。
與各部門“情理之內”的索取相比，個體戶們幾乎得不到什么服務，而且還會遭遇“意料之外的成本和障礙”。
據透露，北京市每年有大量創業基金和項目基金，但由于基層執行力度不夠，往往到不了真正的創業者手中。而由國家提供的創業無抵押小額貸款，在北京市一個區，5年以來只發放了不到10筆。
對小唐夫婦這樣渴望一間“小小的門臉”的人們來說，這些其實存在的扶持資金，卻總是那么遙不可及。中國的創業服務嚴重缺失，有專家稱，這讓眾多個體戶的創業活力遭遇了“制度性冷漠”。
哪怕是為了生存
這是2006年冬天，發生在北京市中關村街頭的真實一幕。幾名城管正忙活著將剛罰沒的一輛烤紅薯用的三輪車抬上拖車，一個頭戴綠色圍巾、有些瑟縮的中年婦女在邊上哀求。
“求求你還給俺吧，俺以后不在這兒賣了。”
“哪兒都別賣了，你還是回老家去吧！”
“回老家……掙不著錢啊，你說。”中年婦女擠出個苦巴巴的笑容。
在城市街頭，這樣的情景并不鮮見。“回老家，掙不著錢”的故事，同樣發生在小唐夫婦，和他們所有外出打工的同鄉身上。
與此相關的是，據2005年的一份國際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的個體戶，超過半數為生存型創業，而非機會型創業。
而另一份清華大學所做的調查顯示，生存型創業在我國目前創業總量中的比例，占據了九成。這些創業者，大多為下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種種原因不愿困守鄉村的農民，以及剛剛畢業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
有人用通俗的話對“生存型創業”進行解釋：沒有更好的工作選擇，只是為了“活下去”。其創業范圍，多局限于商業貿易，如零售、個人服務、教育服務、社會服務等行業。與擁有技術和資金準備的創業者相比，生存型創業者往往個人能力較低，自身缺乏競爭力。
這種前提下，如果國家政策在財政、金融、行政管理、信息等各方面，都沒能給他們提供有力和有效的支持，同時又缺乏中間機構和組織，為他們提供切實有用的輔導，那么，其失敗便很難避免。
“個體經濟天然地對其生存環境最為敏感，由于其弱小無助，大多來自底層失業貧困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最需要政府的積極扶持和良好的外在市場環境，才能夠生存下來。”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小玄和趙世勇撰文稱，如今的個體經濟，連賴以謀生的最低要求都難以實現。
個體戶“沒有交易自由，沒有地位，沒有尊嚴”，文章指出，因此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要為每個百姓提供必需的就業機會，使他們都能通過市場實現自食其力”。
個體經濟的式微，已成為中國社會的現實難題。在全球商業運營活動的便利性排名里，中國位居175個經濟體中的第93位，而在開辦企業排名里，僅列第128位。這與讓整個世界為之驚嘆的“中國經濟奇跡”遠不相稱。
社會學家擔心，個體經濟的沒落，將凸顯社會階層劃分的隱憂，使中國社會難以擺脫不穩定的“洋蔥頭形”社會結構，建立穩固的“橄欖形”社會結構。(張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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