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風險。這也許是中國最需要關注的外部經濟風險,由于目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針對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外部經濟失衡,這種情況在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失衡中首次出現。根據歷史的經驗,發生在發達國家之間失衡的再平衡過程,除了國家之間高度的經濟依賴和聯動性之外,共同的觀念和制度協調框架是促使經濟協調方案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失衡的調節,非經濟的手段也可能成為再平衡的可選擇手段。但應該注意的是,中美兩國作為本輪全球經濟失衡的兩端,既是戰略競爭對手也是戰略合作伙伴。無論在貿易領域還是在金融領域,中美經濟的相互依賴都在不斷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斷增多,采用非經濟手段來達到利益再分配的目的對于中美兩國均是弊大于利。因此,中美兩國應繼續加強和深化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避免經濟問題的政治化,切實防范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相互轉化。
三招應對外部環境轉變
雖然在中短期內,中國經濟的定位仍然在于國際制造業大國地位的穩定和鞏固。但從長期來看,伴隨著全球經濟增長速度趨緩,中國經濟的外部需求約束會進一步顯現。因此,我國依靠大國經濟優勢走外需拉動的小國經濟路線的發展模式將難以維持,經濟增長的動力必須要以內需推動為主。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未來的經濟政策取向應在以下幾方面有所側重。
我國應在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的同時,進一步提升國內金融市場發展水平。在流動性繁榮逐漸退去后,國內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既為緩解企業不斷趨緊的融資約束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持,也是國內需求替代外部需求繼而實現經濟增長方式順利轉變的關鍵。對此,我國應在積極促進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最大可能的降低金融機構的系統性風險的同時,進一步推動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加快推動金融中介和資本市場發展,提高我國金融系統的整體運行效率。
積極推進多邊框架下的區域經濟和金融合作。在全球經濟的關注點由利益創造轉向利益分配的背景下,利益分配的大小與不同國家間經濟實力以及相互依賴程度有關。雖然從個體上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都表現為對美國經濟的單向依賴,但對于發展中國家整體而言,美國經濟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同樣非常明顯。因此,區域經濟合作是維護外圍國家應得利益的有效途徑。我國應在進一步深化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加強國際合作,特別是加強東亞區域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以區域經濟帶的緊密依托為基礎,努力構建全球多極化的制衡體系,切實維護我國所應得的政治經濟利益。
我國應以出口產品結構的提升作為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邏輯起點。我國外部需求的增長動力在于豐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對居民收入提高的內在要求則會導致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這會進一步影響到我國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以提升出口產品結構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邏輯起點則有利于這一問題的解決。隨著出口產品結構的提升,整個出口產業的附加值將有所增加,這為行業經濟效益的提高繼而勞動力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證;同時,出口產品質量和結構的提升,有利于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同時維持我國出口企業的整體競爭力,繼而為外部需求的持續增加提供必要的動力支持。(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東海證券研究所)
執筆人:雷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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