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感慨“回國要趁早”
伴隨著出國、回國人數的變化，不只是留學生看待海歸的眼神由不解轉為羨慕，發生變化的還有國人面對海歸的心態。饒子和說，當今一些留學生即使暫時沒有回國，也往往考慮的是希望做出更好的工作再回來，贏得更高的起點。畢竟，“海歸迷信”正在打破。
但許多海外留學生都認識到，回國要趁早，因為競爭越來越激烈了。
在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告訴記者：“簡單地說，按過去標準能當上特聘教授的，現在只能從副教授做起。”
回國潮面前，國內的用人單位也早已過了看到海外博士就眼睛發直的階段。特別是一些名牌大學眼界正“水漲船高”。南開大學人事處有關人士介紹，幾年前來校的海外博士一般都能作為“引進人才”享受相關的待遇，從2007年開始，這種求職者“一般不列為‘引進人才’”。于是，每年都有一批海歸博士無法成為“引進人才”。
湖南大學人力資源處的工作人員表示，2007年學校雖然收到了四五十份來自海外的求職簡歷，但最后也就接收了20人。“而且,我們還要考察他在國內的學習情況和在國外的研究情況，如果覺得他的水平與國內的博士相當，也不會給什么特殊的待遇。”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有關人士表示，以前留學回國人員是賣方市場，他們回來后對工作機會還可以挑挑揀揀，但現在已經成為買方市場了，好機會都需要充分競爭了。
作為一名新海歸，沈月全教授有類似的感受。2006年年初他申請教職時，發現只要是美國的博士后，一般在國內高校都會受到歡迎，但到了年底“身價”就明顯縮水，“如果不是做得非常好的話，拿不到重點大學的職位。”他說，按照最新的門檻，如果剛剛拿到博士學位，或是剛完成博士后研究，即使出自世界級名校，也很難立即聘為國內名校的教授。
通過南開生科院的教授履歷，可以看到一條正在提高的門檻：這里正在變成世界名校校友俱樂部，已聘的教師有的來自耶魯、康奈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最新的名單上是一位30歲的哈佛大學博士后。
嶄露頭角的世界名校博士或博士后，正是這所學校渴求的理想人才。饒子和說：“招募這些人的成本低，他們潛力更大。正在上升期間，一些位置都在等著他們。我們怎么看怎么喜歡。”
他還表示，目前國內45歲年齡段的人才趨于飽和，但是年輕人才明顯不足。“我們應該有點戰略眼光，把目光對準30歲左右的年輕人，讓他們把最好的年華貢獻給中國。”
對于40歲以上的海歸而言，要想回國獲得較好的位置，需要提交更有說服力的履歷。據了解，一些高校對此類人才提出的要求包括：在國外取得了教職，最好是終身教職；有世界一流大學的學習和研究經歷；以主要作者身份在《科學》、《自然》等一流期刊發表過論文；這些成果不是依附于別的研究組做出的，而是在自己的實驗室里取得。
許多留學生都已感受到了競爭的激烈，一位留學生表示，“現在國內工作也很不容易找，光頂個海外博士回去，沒一些干貨，很難出頭。”
他寫道：“別看現在很多學校給錢不錯，回去對成果的要求一點兒也不含糊。基本3至4年能升上副教授的，算是很好的。7至8年能做上教授都算很優秀的了”。
他還分析，“整個來說，以后想在國外隨便熬幾年資歷，整幾篇二三流雜志文章，回國立馬教授相送，至少到一線名校已經不大可能了。能拿到副教授都不容易。”
水土不服導致“二次出國”
1993年，與楚樹龍一起返回中國的還有兩名留學生，其中一位進入了中國銀行工作，另一位則在旅游行業發展。
但幾年后，兩人由于在國內沒有合適的發展平臺和機遇，又雙雙返回美國。
歐平（化名）在美國加州大學拿到了電子工程專業的博士學位后馬上進入了浙江的一所高校任教，但回國才兩年，她卻萌生了“二次出國”的想法。
“我就像空降部隊。”歐平說。對于海外歸來的博士們，在國內勢必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學術圈和社交圈有相通之處，對于國內畢業的博士來說，早已在國內的學術圈建立了自己的人際網絡，而海歸博士則要一切從頭開始。
學術官僚化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楚樹龍教授選擇離開政府研究機關進入大學，也有這方面的考慮：“當行政和學術發生碰撞時，往往是官本位、學術讓位，但學術是要靠水平說話的，是沒有絕對權威的。”
他舉了一個例子，假設一位同事做日本研究，那么他的論文很可能是由一位根本不懂日本研究的學者來評判的，僅僅因為評判者在行政關系上有更高的位置。
歐平回國后，也很奇怪地發現，學校內所有行政工作人員都有權對專業學術問題發表意見，并且辦起事來很難相處：“我每次找他們都要點頭哈腰、陪著笑臉，就這樣還每次被訓，特別慘。”
歐平如今把三分之二的時間都耗費在了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和行政事務上，而在國外，她至少有80％的時間可以用來做科研。
“人事制度和戶口制度實在是太爛了。”她毫不避諱內心的不滿。
也許是因為在一個并不十分知名的大學工作，歐平覺得申請國家的科研項目很不容易。同時，國內的評定體系也“很奇怪”。她所學的專業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的人基本都選擇去實業界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會被迫進站做博士后。而到了國內，博士后被算成了一個學位，分房子、評職稱無一例外都需要有博士后經驗。
雖然這樣的問題較少出現在知名高校，但何平還是指出了作為海歸博士感到不適應的方面。
“我不知道別人在做什么，別人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在何平的印象中，美國的經濟金融學體系完整有效，每個人在大廈的哪個位置添磚加瓦都非常清楚。有的人做銀行，有的人做資本市場，還有的人做實踐性銀行，另外又有人做理論銀行，“每個人在大廈的不同位置一起描繪一個大圖，分工明確。”
他把中國的學術研究比成大煉鋼鐵，每個人對著自己的小爐煉鐵，煉出來一堆沒有用的東西，“倒不如大家一起造個大房子。”
即使有這么多水土不服，但他認為留在國外也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沈月全就舉例說，美國同事會興奮地討論一位棒球手的父親和祖父都做過什么，或是一位籃球隊員的兄弟效力于哪支球隊，而“我們能看懂棒球比賽就不錯了”，“絕大部分海外留學生，不管走到哪兒，都像風箏一樣，那根線還是牽在中國。”本報記者 葉鐵橋 張國 實習生 周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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