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民爭利的嚴重后果不是一塊錢從私營企業的收入變成了政府的收入，而是政府為了增加這一塊錢的收入，可能減少整個經濟五塊錢的產出，使社會福利的蛋糕變小
從入不敷出的困難戶，逐漸變成財大氣粗的富翁，或許是過去十年間國有企業整體形象轉變的最佳寫照。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人們對國有企業最常用的描述是“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持平”；與之緊密相隨的口號是“搞活”、“挽救”、“脫困”。而到了今天，再談到國有企業時，討論最多的話題變成了“高薪”、“暴利”、“分紅”。
2006年3月，“兩會”期間，一場關于國有企業海外上市是否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論成為財經媒體關注的焦點；2006年6月，一則聲稱電力公司抄表工年薪高達十萬的報道把壟斷國企的高工資問題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并最終導致了限制部分國企行業工資政策的出臺；2006年12月，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表示，國有企業將從2007年開始重新進行分紅，也使對這一問題的種種猜測有了最終的定論。
為了對2006年國有企業的熱點話題進行梳理，并通過這些話題探討新形勢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路徑，《新青年·權衡》（以下簡稱《權衡》）雜志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進行了采訪。
《權衡》 ：您過去的研究認為，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并且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是無法生存的。但最近兩年我們看到的景象是：國有企業的利潤越來越多，并且活得越來越“滋潤”，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張維迎：舉個例子，一個家里面有弟兄五個，如果全是懶漢——或者四個人是懶漢、一個人干活，那么這個家肯定撐不下去。如果這個家里有一個懶漢，其他四個都辛苦干活，這個家不會有問題；而且很可能四個勤快的兄弟在外邊賺了錢，把錢交給父母，那么在家里呆著的懶漢比誰都過得好。
中國經濟的活力，主要來自民營企業在競爭行業的發展。換句話說，民營企業主要分布在經濟的下游產業，國有企業主要在上游。凡是在下游競爭產業的國企都活不下去，大部分民營企業也活得很辛苦。但是在下游的民營企業發展起來以后，對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電力、電信、運輸等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這些行業不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所以國有企業活得很好。
這就是為什么我常說，壟斷國企是一種全員 尋租——尋租的人不僅包括政府部門和相關企業的“頭頭腦腦”，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壟斷租金。例如石油公司、電力公司、電信公司工人的工資比其他競爭性行業要高得多，就是壟斷行業全員尋租的證明。當然這是體制問題，誰去做都一樣。我們不應該把扳子打在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身上。
《權衡》 ：對壟斷國企的高工資，公眾意見很大，所以政府部門已經發文件或采取措施進行限制，你對這種政策的前景怎么看？
張維迎：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應該根據個人的生產率支付工資，對生產率越高的員工支付工資越高。壟斷國企的平均工資水平過高是一個問題，但還有一個問題是“大鍋飯”嚴重，內部差距過小。平均水平過高能留住一些能干的人，但不能干的人也搭了便車，就像報上說的一個抄電表的工人一年也能掙很多錢。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兩方面都要考慮：既要降低平均工資，又要根據生產率拉開工資差距。否則就會出現另一種不好的結局：能干的人跑了，庸人和懶人越來越多。
《權衡》 ：最近國資委已經表態，2007年國有企業將重新向國家上繳利潤，這樣的變化會不會強化壟斷企業的合法性？因為既然壟斷企業向國家分紅了，其壟斷行為似乎就無可厚非了。
張維迎：就目前來說，壟斷行業的留利是多了，也很難保證資金的合理使用。問題是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政府，利潤上繳相當于增加了財政收入，政府是否應該考慮在其他方面相應地減免稅收？如果不相應地減稅，可否考慮把上繳的利潤作為特別基金（如國民教育基金、醫療保障基金等）使用？如果不統籌考慮這些問題，上繳的利潤可能又浪費掉了！
這個問題最終指向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使國企利潤或政府財政收入最大化，也不是使國有資產最大化，而應該是使社會利益最大化。如果要使國有資產最大化，政府可以在好多領域與民爭利。與民爭利的嚴重后果不是一塊錢從私營企業的收入變成了政府的收入，而是政府為了增加這一塊錢的收入，可能減少整個經濟五塊錢的產出，使社會福利的蛋糕變小。這是一般人看不到的效果。
說到底，在轉軌經濟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業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會的管理者，就會存在深刻的角色沖突。政府很容易利用它作為社會管理者的壟斷性的權力，來謀取它作為所有者的利益。這方面我有一個直觀的感受：前幾年中國的民營企業已經開始在一些基礎性的產業進行投資，但這兩年有很大的收縮。原因是某些政府部門以治理產能過剩的名義抬高了投資門檻，使民營企業有好多事情沒法再做。
總之，解決壟斷利潤最有效的辦法是引入競爭，讓消費者受益，而不是怎么分配利潤。
《權衡》 ：您認為如何才能改變目前的狀況？
張維迎：這涉及到國有企業與政府職能轉變的相互關系。一方面，政府職能不轉變，國企壟斷的問題不可能解決。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問題不解決，政府的職能也很難轉變。
從企業改革方面看，中國走到今天這一步，我覺得可以參考英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國有企業改造的模式。簡單地說，政府不是給你分股，而是確定一個合適的價格，把國有企業的股份按一定的比例賣給老百姓。也可以考慮把公用事業的用戶變成股東，這是我幾年前提出的一個建議。
十年、二十年前，中國不可能考慮這種辦法。一是有市場環境和意識形態的限制；二是老百姓也沒有這么多錢。現在不一樣了，老百姓的儲蓄那么高，并且很多大國企已經部分或全部上市了，政府要做的無非是把手里的股份不斷釋放出去：一部分賣給所謂戰略投資者，另一部分賣給老百姓。
《權衡》 ：按你的說法，國有企業到海外上市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大型國企到海外上市是把壟斷利潤送給了外國人，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張維迎：中國的好多事情是“假戲真唱”，“歪打正著”。像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在海外上市，短期內不一定能改變很多東西，但是長期來講，是往正確的方向走。
上市的國有企業，雖然董事會還是由政府主導，但政府決策的時候不能毫無名目地亂來，行政干預不會像原來那么理直氣壯。另外，上市以后，國有企業會受到資本市場的約束。如果你表現不好，外部股東就賣股票，股票下跌會對你產生壓力。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或多或少會因此得到改善。
至于壟斷國企在海外上市的受益者，要作全面的分析。如果把上市看作一種資產交易，這個過程是雙方得益的。假如上市前企業資產價值是1個億，上市之后通過治理結構的改善，企業資產升值到2個億；人家可能是花 1.5億買走的，那么上市的過程是你賺了5000萬，他也賺了5000萬。
當然，我更主張應該給中國投資者更多的公平機會，即讓壟斷國企在國內也上市，同時允許中國老百姓到海外股票市場去投資。有了這樣公平交易的環境，就不存在中國人和外國人誰占誰的便宜的問題了。有人敢投資，有人不敢投資；有人投資中國企業，有人投資美國企業；有人賺錢，有人賠錢......無論如何，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權衡》 ：對于打破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而言，海外上市是好事還是壞事？有人認為，政府出于維持股價的考慮，更傾向于保護海外上市國企的壟斷地位。
張維迎：我覺得這兩件事沒有確切的因果關系。在推動改革的時候，有些事情不一定有嚴格的次序，也很難按照理想的設計按部就班地進行，往往是哪個容易先推哪個。如果說國有企業賣出股份就會阻礙開放市場，那么理論上應該先開放市場。但我沒有覺得賣出股份就不能開放市場。一切都是事在人為！□ 岑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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