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品安全問題上，我們已經付出了不少代價，是時候認真清理“監管空白”了

8月10日，衛生部就近期引人關注的“奶粉激素風波”，明確表態——“我國奶粉里不允許檢出雌激素”，不過，因原因復雜、尚在調查，故“仍然不能斷定性早熟兒童與特定食物或環境之間有聯系”。

這樣的回應，體現了主管部門的責任，然而尚未解除公眾的真相之渴。從早期兒童家長的自行申請送檢，到眾多媒體的不斷追問，人們迫切關注的是：被高度懷疑的某品牌奶粉，到底有沒有激素？是否是致嬰兒性早熟的“元兇”抑或“幫兇”？或者，嬰兒性早熟另有其“兇”？

連日來，一邊是無數家長的焦急等待，一邊卻是工商、質檢、醫院、藥檢等部門表示“此事不歸我管”、“沒有該檢測項目”。 如果說“問題奶粉”的出現，再次給消費者帶來恐慌的話，有關部門的“無關回應”和消費者的“檢測無門”，則暴露了食品安全標準的軟肋：在一個激素食品如此泛濫并引起廣泛關注的年代里，我們對激素的監管使用，仍處于一片空白。

應該承認，隨著時代的迅速發展，中外食品安全都已進入高風險時期。一方面，人們的要求與標準在提高；另一方面，就算食品生產企業個個“有良”、樣樣“達標”，也完全可能因為一些新技術的運用、環境因素的改變、添加劑的使用，使食品成為健康兇手。這意味著，食品安全的衛士們，既應該做好“救火員”，發現問題第一時間嚴厲監管；更應該當好“指示燈”，提高預見能力，讓食品安檢升級，防患于未然。

回想一下，從蘇丹紅到三聚氰胺，不少食品安全事件正是因為“沒列入檢測項目”而拖延處置，延誤了最佳防范時機。因此，把關食品安全，固然需要監管人員的盡職盡心、以人為本，更需要防范嚴密的標準、快速反應的利器，需要嚴防死守的制度設計。與這樣的時代要求相比，我們的一些食品衛生標準，就顯得滯后甚至缺失，不少迄今還是上世紀“食品短缺”時代制定的。即使去年《食品安全法》施行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執法檢查中發現，食品安全標準依然存在數量少、指標粗、缺乏風險評估依據等問題。

在這方面，一些國家的經驗可值借鑒：監管部門尤其重視食品安全的預見性與風險評估，對食品安全的標準，往往實施動態管理，經常增設項目，調整標準。試想，如果我們的監管部門能以未雨綢繆的心態，去主動評估一些潛在食品安全風險，各相關部門信息共享，筑起聯防線；如果相關法規能及時地把奶粉中的激素檢測列入其中，如果農業部門的激素檢測手段能及時與質監、藥監部門共享，奶粉事件中所出現的“檢測無門”現象也就不會發生。

在食品安全問題上，我們已經付出了不少代價，是時候認真清理“監管空白”了。(吳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