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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幫別人獻了400毫升的血，對方就給我1500元。”嘗到甜頭的曲明(化名)受此啟發，通過在用血者和賣血者之間“搭建橋梁”，做起了低成本高收益的買賣。
曲明主要負責找買家。在血站門口，看到有人拿著化驗單，就上前問一句“要獻血嗎？”曲明的下線是吳強(化名)，他負責找賣家，在QQ群里發一條“獻血可以賺錢”的消息，然后帶著愿意獻血的人去血站跟曲明接頭。
那天，曲明找到了4個“客戶”，談妥的“補償金”是每400毫升血1400元或1500元不等。
“我后來只收到了一個客戶的1500元，剩下的錢還沒有拿到，就被抓了。”曲明說。
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連續受理的4起非法組織賣血案件中，基本都是曲明、吳強這樣分工合作的模式，有的案件中間環節更多，分工更細，層層抽成之后，再以每400毫升300元、400元不等的價格支付賣血者。
“這類案件的犯罪模式比較單一，都是利用醫院互助獻血機制的漏洞進行犯罪。”承辦檢察官說。
互助獻血存在監管漏洞
23歲的曹軍(化名)在網上發布求職信息后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獻血400毫升就給300元。
曹軍是賣血者，位于非法賣血組織的最低層，所得最少。“非法組織賣血人員逐級分成，賣血者最終所得僅為病人家屬所付款項的20%到30%。”檢察官說。
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此次受理的4個案件都是團伙作案，內部層級清晰，分工明確。一般來說，上線負責在醫院內聯系需要用血的病人或病人家屬，商定用血量、血型、用血時間，并根據用血量收取“好處費”；下線負責在網絡上尋找賣血人員，與其議定賣血價格后帶至醫院。
“我看到是正規醫院，就不擔心了。”曹軍說，有人負責帶路，把他帶到獻血處，接著再由另一個人幫他填表，“進去前，給我一個病人的病歷，告訴我，如果護士問，就說是病人的朋友，自愿獻血的。”
曹軍填寫的《互助獻血申請書》中有“與患者關系”一欄，但是，醫院并不對此進行核實，只要提供獻血者身份證和病人的住院證明，就可以獻血。而在血液中心，獻血者只需要提供《互助獻血申請書》和身份證就行了。
檢察官表示，醫院很難辨別賣血人員和進行互助獻血的病人家屬及朋友，這樣的監管漏洞為非法組織賣血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機。
互助獻血是被逼出來的
互助獻血的規定見于《獻血法》第15條，“為保障公民臨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國家提倡并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
事實上，承辦此案的檢察官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醫院血庫長期供不應求的現狀，已經使得臨床用血相當依賴“互助獻血”。
“爸爸因醫院缺血而無法手術，誰知道現在哪兒還有血販子存在嗎？或者其他能買到血的途徑。急！”11月8日，一位網友的求救微博被轉發了1700多次。
這個網友的父親手術缺血800毫升，她被醫院告知，需要“互助獻血”解決缺血問題。
2000年，衛生部印發《臨床輸血技術規范》，其中第8條明確了互助獻血的流程，“親友互助獻血由經治醫師等對患者家屬進行動員，在輸血科(血庫)填寫登記表，到血站或衛生行政部門批準的采血點(室)無償獻血，由血站進行血液的初、復檢，并負責調配合格血液。”
但是，實際操作中，“動員”在血荒面前，已經被一些醫院和血站打成了“強制”的擦邊球，滋生出“不獻血就不手術”的潛規則。在曲明案中，兩位病人家屬皆被醫院“要求”互助獻血1200毫升，才能進行手術。
按照規定，患者家屬獻血后，不論血型是否相同，血液中心將發給醫院等量的血液，用于手術。
“互助獻血是逼出來的、沒辦法的措施。”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主任、北京大學衛生法學研究中心主任孫東東教授說，我國無償獻血量嚴重不足，病人又著急等手術，實在沒辦法才想出這種方式，這是現實造成的。
各地免費用血標準不一
孫東東認為，全國性“血荒”的主要成因之一，是我國的用血制度中還缺乏一個完善、可行的獎勵機制，“合理的獎勵機制是杜絕買賣血的有利方式之一”。
按照《獻血法》第14條的規定，無償獻血者的配偶和直系親屬臨床需要用血時，可以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規定，免交或減交規定費用。“今天無償獻血，明天免費用血”被看作是最大的“獎勵”，但也正是因為各省不同的用血規定，使這一條落實起來困難重重。
比如，《北京市無償獻血管理辦法》規定，北京市民獻血量在1000毫升以下者，自獻血之日起，獻血者10年內免費使用獻血量5倍的血液，10年后免費使用獻血量兩倍的血液。
而江蘇、四川等地規定，無償獻血者獻血量在800毫升以上(含800毫升)的，終身免費用血。
如果無償獻血者因病在其他省用血，一般而言，需要先墊付臨床用血的費用，然后向獻血所在地獻血辦公室結算。有業內人士分析，由于我國現行用血費報銷系統沒有實現全國聯網，而對于無償獻血者的激勵機制亦是全國各地各有不同，所以無法實現無償獻血者及其家人直接免費用血。
“解決異地用血難，單靠全國聯網是不現實的，”孫東東說，“如果全國各地不同的用血標準要繼續下去，政府部門就應該簡化異地結算程序，方便獻血者”。
是時候修訂《獻血法》了
我國現行《獻血法》是全國人大常委會1997年通過的，全文只有2000余字，與現在大多數分章節的法律不同，《獻血法》通篇沒有分章，一共24條。各省出臺的具體實施細則，也大都在2000年前后完成。
《獻血法》從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是第14個年頭。
孫東東認為，一項法律是否應該修訂，需要從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三方面來看，而目前獻血、采血機制中暴露出的問題和隱患，使得針對《獻血法》的修訂應提上日程。
無償獻血、免費用血，是我國現行用血制度的原則之一。但孫東東認為，以獻血之后免費享受用血的方式來獎勵無償獻血者，不是最好的方式。在堅持無償用血制度的同時，應該將無償獻血與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掛鉤，“比如一個人在北京無償獻血，可以提高他一年的醫保報銷比例，這個是很實際的；到明年還需要的話，那就繼續獻血，這個完全可以做到。”
孫東東說，“《獻血法》按立法當時的條件，是很好的一部法律。13年過去了，確實有些東西已經不適應時代了。現在，《獻血法》修訂還未啟動，只有學者在呼吁。”孫東東目前正在調研，旨在通過修訂《獻血法》，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包括獎勵、監管、自體血回收等在內的獻血機制的制度建設；第二，明確法律責任；第三，解決血液制品問題。(記者
李麗 實習生 陳之琰)
“那天幫別人獻了400毫升的血，對方就給我1500元。”嘗到甜頭的曲明(化名)受此啟發，通過在用血者和賣血者之間“搭建橋梁”，做起了低成本高收益的買賣。
曲明主要負責找買家。在血站門口，看到有人拿著化驗單，就上前問一句“要獻血嗎？”曲明的下線是吳強(化名)，他負責找賣家，在QQ群里發一條“獻血可以賺錢”的消息，然后帶著愿意獻血的人去血站跟曲明接頭。
那天，曲明找到了4個“客戶”，談妥的“補償金”是每400毫升血1400元或1500元不等。
“我后來只收到了一個客戶的1500元，剩下的錢還沒有拿到，就被抓了。”曲明說。
在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連續受理的4起非法組織賣血案件中，基本都是曲明、吳強這樣分工合作的模式，有的案件中間環節更多，分工更細，層層抽成之后，再以每400毫升300元、400元不等的價格支付賣血者。
“這類案件的犯罪模式比較單一，都是利用醫院互助獻血機制的漏洞進行犯罪。”承辦檢察官說。
互助獻血存在監管漏洞
23歲的曹軍(化名)在網上發布求職信息后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說，獻血400毫升就給300元。
曹軍是賣血者，位于非法賣血組織的最低層，所得最少。“非法組織賣血人員逐級分成，賣血者最終所得僅為病人家屬所付款項的20%到30%。”檢察官說。
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此次受理的4個案件都是團伙作案，內部層級清晰，分工明確。一般來說，上線負責在醫院內聯系需要用血的病人或病人家屬，商定用血量、血型、用血時間，并根據用血量收取“好處費”；下線負責在網絡上尋找賣血人員，與其議定賣血價格后帶至醫院。
“我看到是正規醫院，就不擔心了。”曹軍說，有人負責帶路，把他帶到獻血處，接著再由另一個人幫他填表，“進去前，給我一個病人的病歷，告訴我，如果護士問，就說是病人的朋友，自愿獻血的。”
曹軍填寫的《互助獻血申請書》中有“與患者關系”一欄，但是，醫院并不對此進行核實，只要提供獻血者身份證和病人的住院證明，就可以獻血。而在血液中心，獻血者只需要提供《互助獻血申請書》和身份證就行了。
檢察官表示，醫院很難辨別賣血人員和進行互助獻血的病人家屬及朋友，這樣的監管漏洞為非法組織賣血的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