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以來，食品價格上漲推動總體物價水平上漲強勁，而在投資繼續大幅度上漲的同時，沿海地區的投資增長率卻明顯低于全國水平，這些都反映出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土地短缺矛盾已日漸突出。自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鐵路平均運距不斷縮短，而公路平均運距卻不斷延長，與此同時，各種區域城市聯盟不斷涌現，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在目前已具有向各區域經濟增長集聚的趨勢。伴隨著這些現象同時出現的，是最近五年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不斷增多。怎樣認識這些現象背后推動力量，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和市場發展要求的中國空間結構戰略，已經迫在眉睫了。

以大都市圈作為中國空間結構調整方向的道理

2005年，中國城市人口（為非農人口）為3.58億人，當年城市建成區面積為3.25萬平方公里，城市人口人均占地水平為91平方米。按城市建成區人均占地與城市間交通網絡人均占地大體為6：4的比例計算，交通人均占地為61平方米，則2005年城市人口人均占地為152平方米。

到2030年中國將到達人口高峰，亦將基本上完成工業化，按人口15億和80％的城市化率計算，將比目前新增約8.5億城市人口，如果按2005年的平均城市化占地水平計算，將需繼續占用1.9億畝耕地。

東亞地區日、韓等經濟體在完成工業化的時候，人均糧食占有量都在500公斤左右。若也按這個水平計算，到2030年中國需要消費的糧食總量是7.5億噸。由于中國是人口大國，不可能像日、韓那樣基本依靠國外農產品供給，可設想屆時中國的糧食進口總量為1億噸，即已進口了目前國際糧食貿易總量的一半，則國內還必須生產6.5億噸，如果耕地繼續占用4億畝，生產這么多糧食是根本不可能的。假設2030年中國的耕地為18億畝，其中75％的面積生產糧食，則畝均產出水平必須上升到482公斤才能保7億噸糧食。這就要求單產水平要從1998年的糧食單產高峰畝均390公斤，增加92公斤。改革開放25年中，中國的糧食畝均產出水平增加了110公斤，要求未來25年再增加92公斤有一定可能性。

以保住18億畝耕地為前提條件，在到2030年前的未來23年中國就只有2700萬畝耕地可以占用，即還可新增1.8萬平方公里建設占地。其中城市建成區約可占用1.1萬平方公里，交通建設占地可占用0.7萬平方公里，這樣就大體給出了中國在未來23年城市化發展的基本空間。如果未來23年還要有8.5億人口要轉移到城市，則新增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就只有21平方米，只是2005年城市人口人均占地水平的14％。所以在未來23年，中國將面臨工業化、城市化占地只能增加55％，而城市人口卻要增加2.5倍，如果不找到一條在不多占用耕地的基礎上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然面臨因土地瓶頸而停滯的前景。

中國的流通費用比重比發達國家要高出十多個百分點，其原因是運量過大、運距過長。都處在1.4萬億美元GDP的時候，日本的全部貨運量為中國的38％，貨運周轉量還不到中國的9％。中國運量過大主要是因為采取了全國分工式的空間結構，大量產品必須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運輸。中國省間交流主要是通過鐵路，而鐵路貨運周轉量在全部貨運量中超過50％。在國內鐵路貨運量中，1994年省間交流量占61.2％，2000年為65.5％，2002年為67.3％，說明這種全國分工的空間結構仍在發展。1996～2003年，中國人均道路占地的增速為5.6％，比人均城市占地的增速高一倍，按這個速度發展，僅道路增加到2030年就須占用3.5億畝耕地。

由于中國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進出口都大量增加，已引起貿易條件惡化趨勢。中國未來土地和勞動力價格都將上漲，貿易條件會更加不利。從目前看，中國唯一沒有釋放的經濟效益是通過企業集聚所釋放的規模經濟效益，但企業應在什么地方集聚卻缺乏方向。

土地短缺矛盾

日漸突出

自2006年四季度以來，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再次出現較強勁上升勢頭，到今年7月同比已上升到5.6％，為此政府從年初以來，一直在采取緊縮需求和穩定物價的各種調控措施。

本輪物價上漲，帶有明顯的結構性通脹特征，即是由食品價格上漲推動了整體物價上漲。從7月份的消費物價結構看，食品價格上漲了15.4％，而非食品價格僅上漲了0.9％，按照一般的通脹理論標準來衡量，非食品價格實際是處在通縮狀態。然而奇怪的是，食品價格的上漲是出現在中國糧食連續三年豐收的背景下，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糧食連續三年豐收，在這次以前只出現過兩次。

根本問題在于，中國近三年雖然糧食連年豐收，但仍低于1998年的最高峰，但自1998年以來，中國的人口已經增加了8000萬人，而且由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對食品消費的絕對水平也顯著上升了，這樣就拉開了食品供求差距，導致在糧食豐收的背景下消費物價仍然會強勁上揚。

在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曾經把耕地指標定在守住18億畝，但根據當前的食品供求形勢，為了穩定糧食生產，中央最近已經決定要把保有18億畝耕地這個指標延展到2020年，由于到2030年中國才會達到人口最高峰，所以除非糧食生產在技術上能取得重大突破，這個指標恐怕要堅持到2030年。即便計算到2020年，包括今年在內，未來14年可以動用的建設占用耕地也只有2700萬畝，平均到每年只有不到200萬畝，如果18億畝耕地必須要守到2030年，則每年能夠占用的耕地就只有100萬畝出頭了。如果是這樣，平均到每個省市能夠得到的年均占地指標，就只有3～5萬畝了。

經濟增長是生產力的提高，而在構成生產力的三大要素中，土地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因為每個新項目的建設，都必須占有一定的空間才行。但是未來首先保住吃飯，未來的新增建設用地空間就必然會被大大壓縮，但是中國的工業化進行到今天的階段，還遠沒有達到完成的時候，例如目前的城市人口按非農人口計算，還只有4億，如果到2030年中國人口上升到15億，其中又有80％是城市人口這個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一般國際標準計算，那就還得有近9億人要進城，如此，未來在解決15億人口的吃飯問題與全部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這兩個基本發展目標之間，就會產生日益激烈的矛盾沖突。

這個沖突在目前就已經很明顯了。例如從今年前7個月的城鎮投資看，全國平均增長率為26.6％，但沿海地區只有22.3％，其中浙江只有8.7％，而寧波市只有3.2％。沿海地區投資增長率在改革開放以來，始終是走在全國前面，目前的增長率下降，主要原因就是過去因經濟發展快而占地過多，目前在許多省市耕地占用都已經碰到了基本農田保護地的“紅線”，因此已經無地可占了。

因此，怎樣解決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土地要素供應稀缺問題，已經成了目前乃至未來長期內最為重要的事情，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不僅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與現代化的任務難以順利完成，由食品漲價所帶動的整體物價上漲，也會成為一個長期趨勢。所以我們必須認真研究找到解決這個矛盾的出路。

我在國家制定“九五”計劃時，曾經負責研究有關中國空間結構的背景研究課題，在那份研究報告中曾提出了到2010年在中國建設“九大都市圈”的設想。2004年我又承接了國家發改委“十一五”規劃中有關區域規劃的課題，延續“九五”計劃時期的研究成果，我和課題組成員又提出了到2030年建設“20大都市圈”的設想，我們在研究報告中提出，只有走建設大都市圈的道路，才是在中國有限耕地資源的基礎上，既保吃飯，又保實現工業化的根本出路。下面我說說提出這個思路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