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0日，湯陰縣白營鄉大學生村官“三夏”志愿者服務隊正在幫助大付莊村困難農戶裝運收割的小麥。 中新社發 張志勇 攝

江蘇省睢寧縣粱集鎮3名大學生村官王蒙、周潔、李琰，去年8月自籌資金20萬元在該鎮光華村承包了30畝土地，與當地農民合作建起了23個鋼架大棚種植西紅柿等反季節蔬菜，并通過遠程教育請教專家不斷學習種植技術。目前該村特色蔬菜種植面積已超過1000畝，有300多戶村民依靠種植特色無公害蔬菜走上了致富路。中新社發 洪星 攝

從2008年開始，中共中央組織部決定，用5年時間選聘10萬名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在此之前，遼寧、江蘇、北京等地已試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三年前選聘的第一批大學生“村官”即將合同期滿“卸任”，他們同時面臨著下一步的出路問題。

特定意義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所指的事件，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較之“老知青”，此番大學生下鄉也是讓知識服務鄉村，同樣面臨城市的就業壓力，且帶有行政意味，我們因此把當下的大學生“村官”稱為“新知青”。

兩次“知青運動”當然無法類比，上一次是強制性色彩濃厚的政治動員，而這一波雖也有政策性激勵，但一些大學生帶著“改造鄉村”的理想化情結自愿“上山下鄉”，早已不是孤例。

無論是行政動員，還是個體自覺，我們對他們的關注都出于對中國問題的探討：新一輪“知青下鄉”有怎樣的政經背景？80后“新知青”給中國農村帶來什么真實變化？他們與中國農村的未來之路在哪里？

他們對農村的理解與現實之間尚存在很多錯位之處。對此，有人選擇了適應，有人選擇了突圍

本刊記者/韓永(發自北京)

3個月了，陸成田一直憋著一肚子火。

3月初的一天，北京市平谷區人事局召集區內所有合同即將到期的大學生村官，宣讀了一份北京市政府有關續聘的文件。續聘一事，從此前有關部門一直承諾的“想留就留”，變成了“只留20%”。陸成田續聘的打算，很可能要黃了。

這意味著，北京市首批招聘的2000名大學生村官，在距離合同期滿不到4個月的時間里，將有80%的人必須再次面臨出路問題。

難題

石景明是北京市平谷區馬坊鎮洼里村的黨支部書記，是陸成田的頂頭上司。石景明至今還記得2006年3月村官匯報自己規劃的場面：村干部在下面正襟危坐，村助理在上面神采飛揚。聽著一個個氣勢磅礴的規劃，石景明心里直犯嘀咕：“能實現嗎？”

陸成田自己有一個成型的規劃。在中國農業大學讀書期間，他就在導師的指導下，種植了一些中藥材，頗有心得。現在，他想把這個試驗移植到農村。在他看來，這至少有幾方面的優勢：一是自己是學這個的，又有這方面的實踐；二是自己的導師在行業內渠道甚廣，銷售應該不是問題；三是洼里村土地資源豐富，人均達兩畝以上，正適合大規模推廣。

來馬坊之前，陸成田對村官的定位有二：一是“村助理至少應該算個副村級，在村領導不懂業務的情況下，還不是由你說了算”；二是主要負責發展生產，“帶領村民致富”。他記得，當時的宣傳中，有兩塊內容被著力渲染，一是“為副處級干部儲備”，二是“為新農村建設加力”。

馬坊鎮是北京市2006年村官的兩個試點之一。當年共招收了30名村官。其中15名來自中國農大，15名來自北京聯大。由于上任的時間較北京市其他村官早了3個多月，這些人受到了媒體幾乎密不透風的關注。陸成田后來的合作伙伴、馬坊鎮梨羊村村助理高浮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該鎮的30位村官，幾乎每個人都在媒體上露過臉。

要想推廣種植，先要讓村民看到好處，陸成田決定先找一塊試驗田。洼里村書記石景明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由于村里以前曾有過失敗的先例，大家對中藥材的前景并不看好。但在當時全民關注村官的大形勢下，村主任還是騰出了幾分地給他。陸成田于是遠赴河北挑選種子，同行的還有他的師姐、梨羊村的另一村官陳娟。

其他的村官也躍躍欲試，馬坊鎮開始進入第一輪密集的創業期：小屯村的助理程宣輝想辦一個家教班，給村里的孩子免費輔導；高浮圖想著怎樣能將本地豐產的桃，供應給就在不遠處的順義設廠的匯源果汁。

陸成田的種子剛下地，就碰上了第一個難題：怎么澆水？雖然水井就在50米遠的地方，但還是需要用管子把水引過來。村委會門衛張福恒可以提供管子，但是怎么運過去？村民的架子車一趟就能解決問題，但問題是，村民會不會幫你？

陸成田原來想，這個試驗是為村里做的，村干部和村民提供點幫助理所應當。但他很快發現，村民根本不理他們這些大學生村官，把他們看成一群“不會干農活”的“外鄉人”。村官們一腔熱血的致富理想，在村民的眼里，只是一個個來自于書本上的不成熟想法。他們滿腹狐疑，冷眼旁觀。村領導也在撂給他一塊地之后，任它生死由便了。

除了水的問題，還有很多現實問題。比如電的問題，澆水就要接電，電費誰來出。還有犁地、翻地、施肥等一系列問題。陸成田原來以為，這些雜事都會有人幫他料理，他只需穩坐中軍帳，提供點技術方面的支持。這種想法，在當時初來乍到的村官中非常普遍。東店村的大學生村官李豐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心目中的村官定位，其實就是技術員。

洼里村黨支部書記石景明說，這一時期村官的一個特點就是理想化色彩太濃，“想法很多，但有點脫離實際”。到了第二年，村里又來了一名村官，在石景明看來，踏實了很多，“叫干啥干啥，沒事就坐著。”

陸成田說，他本來可以把水管一根一根地扛到地里去，但他不想扛，因為他看到了村民對此漠不關心。這種態度讓他意識到，即便自己的實驗取得了成效，也會在隨后的推廣中折戟沉沙。于是，這些被寄予厚望的種子，從下地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一個暗無天日的結局。

陳娟的中藥材試驗，由于沒有一塊像樣的試驗田，最終半途而廢；程宣輝的家教計劃，最終消弭在漫長的等待中；高浮圖專門去了一趟順義，發現匯源果汁早已有自己的原料供應商，并且非常穩定。

只有二條街村的草莓項目看起來有些眉目。這個日后被廣泛宣傳的創業典型，為村官王麗娜贏得了北京市“五四獎章”等諸多榮譽。在其他村官看來，這一項目的成功，除了公認的村官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村干部提供的良好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