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文房熱”在國內(nèi)拍場已悄然興起，并大有逐漸升溫之勢。2009年春拍，國內(nèi)幾大拍賣公司紛紛推出了文房專場，成交都比較可觀。特別是西泠09春拍，一次推出了“歷代名硯及文房雜件”、“歷代竹雕供石”和“名家篆刻及陸儼少自用文房雅具”3個文房專場，總成交額近2000萬元，一組“黃賓虹自用印十一方藏印四方”拍出134.4萬元的高價，另一枚“黃金黃田黃石香山九老薄意章”更以212.8萬元高價成交，足以印證如今文房正受到藏家的追捧和喜愛。

“文房”廣義解釋為文人的書齋或書房，狹義則專指書寫、繪畫與讀書的文具，例如宋代吳自牧《夢粱錄》卷三《士人赴殿試唱名》載：“其士人止許帶文房及卷子，余皆不許挾帶文集。”這里的“文房”，指的是筆墨紙硯等文具。“文房”一詞最早見諸文獻(xiàn)的是南北朝時期，當(dāng)時專指國家典掌文翰的地方。

文房用器早于隋唐時就逐漸興盛起來。隋代是我國科舉制度的起源時期，隨著科舉的興盛，促進(jìn)了隋唐文人階層的出現(xiàn)，于是與筆墨情趣不可分離的文房用器大量出現(xiàn)，這些文房用器早超出了筆、墨、紙、硯的范疇。《唐書陸龜蒙傳》記有筆床，唐代大詩人杜牧在《奉和門下相公兼領(lǐng)相印出鎮(zhèn)全蜀》一詩中也有“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句，此處的“文房”，就已指文人的書齋。至南唐，“文房”成為文人書房的專用詞，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學(xué)，收藏甚富，所藏書畫均押以“建業(yè)文房之印”。宋米芾在《畫史》中也說：“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書畫者。”李后主是我國歷史上對文房四寶有著杰出貢獻(xiàn)的人物，他任命從易水遷居來的奚廷珪為墨務(wù)官，并賜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硅墨”，有了徽墨的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為硯務(wù)官，用歙州產(chǎn)的石頭制作南唐官硯，即歙州龍尾硯，也是著名的歙硯的發(fā)端。

到了宋代，南唐歸宋的翰林學(xué)士蘇易簡撰寫了《文房四譜》一書，凡“筆譜”二卷，“硯譜”、“紙譜”、“墨譜”各一卷，共計五卷。搜采頗為詳備，提供了大量寶貴的資料，是首倡“文房四寶”的典籍，因而后人提到文房四寶，必會談到《文房四譜》，這部書也是宋初文玩清供風(fēng)尚的發(fā)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將文房用器整理出書的是南宋的趙希鵠，趙氏在《洞天清祿集》列入十項內(nèi)容，它們是古琴、古硯、古鐘鼎彝器、怪石、硯屏、筆格、水滴、古翰墨筆跡、古畫等，但當(dāng)時流行的文房器物遠(yuǎn)不止這些。宋林洪的《文房圖贊》中有了臂擱的記錄，在宋代的《槐陰消夏圖》、《西園雅集圖》等繪畫中，出現(xiàn)了筆插的形象。另外，在宋岳珂《槐郯錄》中也記載著：“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漏之屬，計金二百兩。”從上述文獻(xiàn)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僅門類豐富，用途廣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講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