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著名經濟學家

湯敏　亞洲開發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周天勇　中央黨校經濟部副主任、著名經濟學家

劉維新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城市經濟協會副會長

“我最關心的是黨怎么讓我穿得更暖、住得更好、吃得更飽。”現年77歲、家住北京宣武門外大街的喬晉生大爺如是闡述自己眼中的十七大。

執政黨的執政戰略不論如何宏大，最終都要落腳于百姓的腰包問題。腰包不鼓，國是免談。

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首次強調在初次分配中體現公平以遏制貧富差距……這些都關乎百姓的腰包問題。在本期《國是開講》中，專家就十七大報告關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城鄉一體化等問題進行了解讀。

11天前，本報（注：南方都市報）《國是開講》正式推出，我們選擇從思想解放開篇；如今十七大已經閉幕，十七屆中央領導班子也產生了，我們將以百姓的腰包問題收尾。這樣的選擇表達著我們對于十七大開啟的新五年的憧憬，也傳達著我們對于這個熱切的改革年代的期待。11期的開講中，我們邀請了30余名國內頂尖的各路專家，關注了政治、經濟、軍事、民生、外交、黨建等諸多方面的話題，受到了業內專家的肯定，也受到了海內外讀者的熱烈歡迎。

未來的路上，南都仍將與您一起關懷國是，繼續開講。

首次強調初次分配體現公平

南都：十七大報告在講到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時有所變化，由原來“第一次分配效率優先，第二次分配兼顧公平”，轉而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你們有何評價？

湯敏：這個問題在學界已經討論很長時間了，中國主要的問題是出現在第一次分配上的，如果這個問題沒有加以重視，很容易陷入像南美等許多“福利國家”的陷阱里。要成為“福利國家”，第一，就得高稅收，高稅收后，企業等各方面的動力就不大；第二，需要高福利推動高稅收。而這樣做后，就進入惡性循環，許多國家的發展道路已證明此路不通。

東亞的許多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時，并沒有出現非常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在很長的高速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必然伴隨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我們應該從中得到什么經驗教訓。

南都：收入體制這塊也提到，初次和再次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創造更多的條件讓更多的人擁有財產性的收入。

華生：這里有一點值得注意，是讓更多的人擁有財產性收入，這和許多人解釋讓人們擁有更多的財產收入，有非常大的區別。讓沒有(財產收入)的人有，和讓有的人更多，這是不同的。

周天勇：現有的社會分配格局確實必須改變了。第一，改變國家居民收入比例，控制居民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持續下降的局面。第二，要改變資本分配能力比較強，勞動能力非配比較弱的局面。第三，居民收入中工資性、創業經營性、投資財產性這些收入要完善起來，不能光靠工資性的，農民不能僅局限于種地收入。第四，要控制壟斷企業的工資收入，要限制這些企業的工資增長速度，發揮集體在工資談判中的作用，保障農民工擁有和單位談判，形成工資的制衡力量。第五，對廣大低收入人群進行財政轉移支付。第六，利用稅收調節高收入的，包括所得稅、房產稅，遺產稅、贈予稅，稅種要全。第七，發展慈善事業。第八，要鼓勵創業，擴大中等收入的人群，減少因失業而貧困的人群，這樣整個基尼系數才能下降。

初次分配存在很大問題

南都：目前阻礙我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推進的制約因素有哪些？

湯敏：一次分配本身就是個很大的問題，比如說，在一次分配里，企業拿了大頭，國家也拿了大頭，真正的勞動者拿得相對來說比較少。這時候需要國家通過各種方式來平均。怎么樣提高勞動者在第一次分配里的比例，這點非常重要。比如說，一些企業的利潤非常高，這些企業拿了利潤后，你就不知道該去干什么了。國有企業不分紅，本來是國家的投資，國家給了各種各樣的優惠條件賺來的錢，有些是資源賺來的錢，沒有分紅，也就沒有進入公平分配。這些都是應該做很多調整，這些調整跟經濟體制等相關問題有關系。

周天勇：怎么讓農民收入得到提高，是最大的問題。不提高推動不了消費升級。農民增收當下有三大制約：第一是現在農民辦企業，注冊、登記、檢查、收費、罰款等“苛捐雜稅”的制約；第二是民間根本融不到資；第三是受制于土地等制度問題不能普遍獲得財產性收入。農民增收解決三個問題：一個是要改革注冊、登記、檢查、收費、罰款執法體制；第二，要盡快大量在農村開放中小銀行；第三要改革土地制度。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同理，第三產業發展的關鍵也在于提高從業人群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