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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面向東北亞、東南亞、印度洋以及波斯灣、東非沿海,其歷史進程經過了幾個重要階段
從中國起航的海上絲綢之路,面向東北亞、東南亞、印度洋以及波斯灣、東非沿海,其歷史進程經過了幾個重要階段。
形成期——秦漢時期。秦漢之際,趙佗在嶺南建立具有海洋性格的南越國,勢力東到閩越,西抵黔滇,南至今越南中部,與中國北方的匈奴號稱“強胡勁越”,擁有發達的造船業和強大的海軍,主導著南海交通與貿易。番禺作為南越國的國都和嶺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的主要港口和舶來品集散中心。1982年,南越王墓出土的具有波斯風格的銀盒、兩河流域工藝制作的金珠泡飾、非洲原支象牙等珍貴文物,見證了當時“番禺都會”的貿易實況。南越國時期的對外貿易,不僅奠定了番禺作為南海沿岸的貿易中心與交通樞紐地位,而且為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南越,派遣使者從徐聞、合浦等地前往南海地區,最遠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這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從嶺南番禺、徐聞、合浦等港口起航西行,與從地中海、波斯灣、印度洋沿海港口出發往東航行的海上航線,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實現了對接,標志著連接東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貫通。
發展期——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是中國的分裂割據時期,南方六朝政權(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因為與北方對峙,更注重向南方海洋發展,南方較為安定的環境與不斷加快的開發進程,造船、航海技術的進步以及航海經驗的積累,也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提供良好條件,從廣東到東南亞各國的商船已經不再沿著海岸近海,而能夠在深海航行。南海絲路開辟了自廣州起航,經海南島東面海域,穿越西沙群島海面的深海航線。這條航線穿越馬六甲海峽、印度洋后,向西延伸到了西亞地區。
繁榮期——隋唐時期。隋唐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社會經濟取得了高度的發展,并創造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空前強大的國力,唐朝成為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之一。中國與西方的交通以陸路為主轉向以海路為主,海上絲綢之路進入大發展時期。唐朝宰相賈耽撰《皇華四達記》記錄了從沿邊州郡進入“四夷”的七條路線,其中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廣州通海夷道為主要海路。廣州通海夷道貫穿南海、印度洋、波斯灣和東非海岸的9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中古世界最長的遠洋航線,亞、非洲際海上大動脈。
唐代南海絲綢之路與東南沿海交通緊密對接,并與航向日本、朝鮮的東海絲綢之路相連接,交州、廣州、泉州、明州(寧波)、揚州、登州等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港口。唐朝在廣州設立市舶使,創立新的貿易管理制度,宋代以后在其他港口設置市舶司,一直到清代,始為海關制度取代,對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鼎盛期——宋元時期。元時期中國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明顯提高,指南針應用于航海,中國商船的遠航能力大為加強。更重要的是宋代社會經濟發展遠超前代,私人海上貿易在政府鼓勵下得到極大發展。元朝在經濟上采用重商政策,鼓勵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發展進入鼎盛階段。
宋代先后在廣州、明州、杭州、泉州、溫州、秀州和密州等沿海港口設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而以粵、閩、浙最為緊要,合稱“三路市舶”。神宗時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海洋貿易管理條例——《廣州市舶條》,元代對海外貿易的法規進行修訂,先后頒行了《至元市舶法》、《延祐市舶法》。
轉折期——明清時期。15-18世紀是人類歷史重大變革時代。歐洲人開啟的地理大發現與大航海時代,開辟了世界海洋貿易新時代。與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相比較,這一時期東西方海上交通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歐商人的海上殖民與擴張,改變了傳統海上絲綢之路以和平貿易為基調的特性。明清帝國長期采取海禁政策,壓制了唐宋以來蓬勃發展的海洋貿易,長期關閉除廣東之外的福建、浙江市舶司。清朝統一臺灣后,在沿海設置了粵、閩、浙、江四海關,由于歷史、地理、政治等因素,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貿易逐漸集中到廣東。1757年,清廷將對歐洲貿易限于廣州,即所謂的“一口通商”,一直到鴉片戰爭后五口通商為止。
經過西人的航海擴張,東西方海洋交通納入了全球海洋貿易網絡。從西歐出發前往中國的航線除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外,新辟兩條:一是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繞過非洲南端好望角,橫渡印度洋,經蘇門答臘島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峽,北上進入南海,到達澳門和廣州;或者繞道馬六甲海峽,從中南半島海面到達廣州。另一條是橫渡大西洋,從美洲繞過麥哲倫海峽,橫渡太平洋,航行至菲律賓群島,再從菲律賓出發,直航到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后來美國加入對華貿易,美國船舶又開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線。
在人類漫長的文明進程中,海上絲綢之路把東西方各國各民族聯結在一起,東西方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接觸、交流、互動與友好往來,帶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發展,譜寫人類海洋文明最華彩的、最富有成果的篇章,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