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畢節試驗區各縣的干部有一個共同的結論，就是人員流動帶給生育觀念的影響。畢節地區120多萬勞動力向城市和非農產業的轉移，不僅使生存環境得到松綁，變“人口包袱”為“人力資源”，帶來數十億元經濟收入，而且這120多萬人在大城市打開了眼界，他們自愿選擇優生優育，有了錢之后不再愿意多生孩子，而是考慮如何為現有的孩子攢下將來上大學的錢。大方縣小屯鄉滑石村，全村5300多人有800多人外出打工，每年帶回800萬元的收入。滑石村村委會主任王福忠感嘆：“這些年，村里的茅草房變成了磚混小樓，村民們超生多生的少了，愿意供孩子上學的多了。”這種變化給偏僻山鄉的舊觀念帶來歷史性沖擊，是最終結束“楊八郎”故事的不可低估的力量。

進入新世紀以來，整個畢節地區的計生工作方法，已改變了強硬粗暴的作風，并且由“縣為主”、“鄉為主”進入“村為主”管理和村（居）民自治階段。大家都是一個村的，彼此知根知底。當畢節地區的計生政策實現從“處罰多生”向“獎勵少生”的轉變之后，村干部開展計生工作時遇到的眉開眼笑就多了起來。黔西縣太來鄉芭蕉村過去群眾與計生干部發生沖突的情況時有發生。自從推進計劃生育村民自治，計生干部和村民們互相間經常打的招呼是“常到我家來坐坐”。

來之不易的數字

2007年，畢節全區總人口為738.46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4.31‰，比1987年降低13.78個千分點。人口自然增長率7．8‰，比1987年降低11.67個千分點。

少生一個人，就可減少一份返貧壓力。有專家估算，如果全區人口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到2007年年末畢節總人口不是738.46萬，而是877.46萬。畢節試驗區努力實施人口控制的結果，是少生了139萬人。按增加一人返貧一戶計算（少生的139萬人均系政策外二孩或多孩），到2007年末，全區貧困人口不是49.89萬，而是523.5萬（139×3.4戶均人口數＋49.89萬）。

按專家測算，一個孩子從出生成長到15歲最低撫養費為58404元。畢節屬欠發達地區，按城鎮居民年消費支出5000元、農村居民年消費支出1500元加權計算，15年最低撫養費應為34480元。整個畢節地區少生139萬人，節省家庭和社會撫養費、教育、醫療等支出500多億元，相當于畢節地區8年的財政總收入。

重訪“楊八郎”所在村

記者來到畢節縣海子街鎮思源村，得知這里已經改名為畢節市觀音橋辦事處塘房村。

“楊八郎”不在家。他的侄子，28歲的苗族青年王武告訴記者，“姑父到采石場翻砂子去了”。王武介紹，“楊八郎”現已70多歲，身體還算硬朗，但耳朵已經聽不清了。雖然生有8個兒子，但不是個個都聽話，分家過程中還難免鬧矛盾。“楊八郎”雖然多次受到政府的幫扶，但依然沒有擺脫貧窮。“多子多福”這句話沒有靈驗。

“楊八郎”已經不再住杈杈房。但他家的新平房，同百米開外的一棟樓房比相形見絀。樓房的主人，叫熊廷順，上世紀80年代就帶領村民致富，如今已經是當地有名的農民企業家。“楊八郎”和熊廷順都先后三次受到胡錦濤的慰問，兩人中一個仍困在越生越窮的后遺癥里，另一個則大膽闖蕩，積極投身市場經濟的大潮。一窮一富形成極大反差。

王武每天到畢節市區打工。有了公交車后，3公里的進城路途，已經不再遙遠，生活節奏如同上班族。他是畢節地區120多萬在城市接受了新觀念的打工者之一。妻子隴梅是31歲的彝族青年，這對夫妻幾個月前領取了“獨生子女證”，因此可以享受政府埋單的養老保險。小兩口花費四五萬元，在自家宅基地上蓋了新房子，這個新房格局與當地普通的民居不同，帶著城市三居室的格局，估計年前就能裝修入住。

王武和隴梅是自由戀愛結婚的。“楊八郎”家族所在的苗寨，以前有女性不能踏上閣樓的習俗，因為那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閣樓又是堆放糧食和農產品的地方，過去苗家總喜歡多生幾個“能爬樓”的人，即由此風俗而來。隴梅初嫁到村里的時候，不知苗家風俗，跟著王武上樓干活。這一上也就上了，別家婦女也學著上，風俗成了歷史。“獨生子女證”雖是最近才領到，王武、隴梅宣布不想再生娃已經有好幾年了，而且隴梅當上了村計生主任。

隴梅說，以前村民吵架時，會比誰家的男娃兒多以顯示優勢。一句“你家才幾個娃”的奚落，足可使對方理屈詞窮。“現在他們比誰家的生活好，誰家的孩子更有出息。”本報記者 宋廣輝 葉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