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30日，上海，位于茂名北路的蕃祉里，拆遷廢墟下壓著幾個服裝“模特”。劉行喆攝

在北京待了20年，徐福生因為拆遷需要已經搬了十幾次家，“從四環被攆到了五環，又馬上要被攆去六環了。”

不過每次“被搬家”，徐福生都很高興。這位做建筑垃圾回收的生意人表示：“還要拆，就還有生意做。”

在徐福生眼里，建筑垃圾也分三六九等：施工現場廢棄的破舊門窗、泡沫板、銅鋁鐵都是好東西；渣土、碎磚石則是真正的垃圾，“連我們撿破爛的都不要，還有誰要”？

答案是土地。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地理系博士高世揚花了近1年，調查北京建筑垃圾的回收情況。他得出了一組驚人的數據：在北京每年產生4000萬噸建筑垃圾中，回收利用的還不到40％，其余都以填埋的方式進行處理。

這一數字遠高于北京每年700萬噸的生活垃圾產出量。換句話說，就在我們為生活垃圾的處理問題焦頭爛額時，建筑垃圾正如一頭無人約束的猛獸，悄悄地吞噬我們的城市。

“無人約束。”高世揚再三強調說。據他調查，只有10％的建筑垃圾會被運往指定的消納場所，其余的或被隨意傾倒，或被運往非法運營的填埋地進行處理。

每年都像是發生過一場大地震

2003年，徐福生發現建筑廢品的產生量和需求量同時大增，將事業重點從生活垃圾轉向了建筑垃圾。

后來，他聽說那一年正是圍繞北京2008年奧運會進行的城市建設啟動年。從那一年開始，北京的建筑垃圾年產生量從3000萬噸激增至4000萬噸，超過了英國和法國一年的數量。

對此，北京城市管理學會副秘書長劉欣葵教授解釋說，城市化的大躍進是建筑垃圾產生的主要動因。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建筑垃圾的產生是必然現象。”劉欣葵告訴記者，“但問題是，是否一定要以這么高的建筑垃圾產出量作為發展代價？”

在一份由北京工業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副院長崔素萍撰寫的《北京市建筑垃圾處置現狀與資源化》的報告中，記者發現，因老舊城區拆遷和市政工程動遷產生的建筑垃圾約占建筑垃圾總量的75％以上，而因意外原因造成建筑坍塌以及建筑裝潢產生的建筑垃圾約占總量的20％。

根據行業標準，不同的來源直接關系到建筑垃圾的產生量。以每萬平方米計算，施工這么大面積的房屋將產生500噸~600噸垃圾，如果拆除同樣面積的舊建筑，垃圾產生量就將多了13倍，高達7000噸~1.2萬噸。

劉欣葵指出，很多老舊城區的建筑并未到達50年的標準使用壽命，可以通過內部改造的方式完成城市化所需要的功能置換。“在技術上100％可以做到，但在現實中很難實現。”劉欣葵說。

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筑學院的周立軍教授對此深有感觸。他的研究團隊用了1年為一條歷史街區設計改造方案，可以“不傷一兵一卒”地將住宅區轉化為商業區。最終，方案在開發商的手里夭折，歷史街區變成了百貨大樓。

“只剩下一面花了幾百萬保留下的古墻，他們說這代表了對街區的保護。”周立軍回憶，“其他的都沒有留下，其實，本可以什么都留下的。”

“留下的是無人問津的建筑垃圾山！”高世揚略帶憤怒地展示他拍攝到的照片，被隨意傾倒的碎磚石堆成了小山，就像一座剛剛遭遇了地震襲擊的城市。

在一次實地勘探的過程中，高世揚就遇到了中央電視臺的攝制組。他們打算拍攝地震中救人的場面，就把拍攝地點選在了垃圾場。

如果按照建筑垃圾的產生量計算，北京每年都像是發生過一場大地震。1995年的日本神戶大地震產生建筑垃圾1850萬噸，1999年的臺灣地區大地震產生建筑垃圾2000萬噸，唯一“無法比擬”的是產生了1．7億噸建筑垃圾的汶川特大地震。

“再加上廣州上海，就差不了多少了吧！”高世揚開了個小玩笑，但隨即繃緊了面孔，“其實，它們都是災難。”

5個人和4000萬噸建筑垃圾的戰斗

偷運建筑垃圾是秦偉的工作。

白天，他和工地的工頭們談好價格，“看運距遠近，一車200元，熟人便宜20元。”一入夜，那輛他花4萬元買的二手卡車就要奔馳在五環路上，往返于工地和填埋場之間。所謂的填埋場都是當地村民承包的，消納程序很簡單，“倒進坑里就得了”。順利的話，秦偉一夜能倒3車。

“萬一被城管逮到了，一個月的收入就泡湯了。不過別的地方都還好，就東五環的城管查得嚴點。還好他們就要錢，不要那些東西。”秦偉透露。

早在2004年，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員會就頒布了《關于加強城鄉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通告》。通知要求建筑垃圾的產生單位，要到工地所在區的渣土管理部門辦理渣土消納手續，并申報車輛，在規定的時間內按照指定的路線把渣土運輸到指定的消納場，然后進行填埋等處理。

但在調查中，高世揚發現，北京市垃圾渣土管理處渣土辦公室只有5名工作人員，“這是5個人和4000萬噸建筑垃圾的戰斗啊，怎么打得贏”。

一個包工頭曾向北京建筑工程學院陳家瓏教援透露過行業的潛規則。由于承載力有限，北京市指定的20多家正規消納場也不愿意消納建筑垃圾，由于“上面規定大工地一定要與指定消納場簽署合同”，所以雙方在底下達成了默契，“合同照簽，但是消納場只收很少的消納費，交換條件就是工地自行消納”。

一條黑色的建筑垃圾消納鏈就此形成。陳家瓏很保守地估計，大約90％以上的建筑垃圾都沒有通過正規渠道消納。連秦偉都覺得垃圾真不少。他告訴記者現在“很多坑都要排號等著”，甚至那些填埋場都不再填埋，而是雇車將這些建筑垃圾運到更遠的地方。

“這些建筑垃圾，就像定時炸彈一樣。”曾經主持過“首都環境建設規劃項目”的劉欣葵表達了她的擔心。

由于缺乏有效分類，建筑垃圾中的建筑用膠、涂料和油漆不僅難以降解，還含有有害的重金屬元素，長埋底下會造成地下水的污染，還會破壞土壤結構、造成地表沉降。

而最大的風險在于其占用了大量土地。根據陳家瓏的計算，每萬噸建筑廢物占地2．5畝。未來20年，中國的建筑垃圾增長會進入高峰期，將直接加劇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地沖突。

“城市化是一個外擴的過程，有朝一日，當我們需要在被建筑垃圾填埋的土地上進行建設的時候，建筑成本將大大提高。”北京建筑工程學院副總工程師劉航認為。如果缺乏規劃，被填埋的建筑垃圾根本無法作為地基使用，還要面臨建筑垃圾再轉移的問題。

三千里錦繡江山就要變成垃圾江山

當徐福生還在琢磨回收建筑垃圾是否賺錢的時候，吳建民已經開始進行建筑垃圾再生利用項目的研發了。根據現有技術，95％以上的建筑垃圾都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循環利用。

2003年，做沙石生意起家的吳建民投資6000萬元人民幣，建成了北京市首家建筑垃圾處理廠，并建成了年消化100萬噸建筑垃圾的生產線。

讓吳建民措手不及的是，原料來源成了最大的問題。由于廠子建在六環外，很少有運輸車愿意承擔過高的運費，而更習慣將建筑垃圾就近填埋。如果自主承擔運費，賠得就更多了。

7年來，吳建民已虧損上千萬元，工廠也已經停產。如今，唯一能讓他感到“未來還有希望”的事情，就是新聞聯播“還在宣傳循環經濟”。

據說，全國類似的建筑垃圾處理企業還有20多家，大部分都面臨困境。相比于韓國、日本90％以上的建筑垃圾資源化率，我國的建筑垃圾資源化率還不到5％。

另一組數據是，目前我國每年產生的建筑垃圾約為3億噸，而50年到100年后，這一數字將增至26億噸。

令陳家瓏難忘的是，當得知韓國推行《建設廢棄物再生促進法》的消息時，一位專家和他開玩笑：“再不強制推行建筑垃圾資源化，這三千里錦繡江山，就要變成三千里垃圾江山了。”

劉欣葵教授則告訴記者，在北京的城市規劃體系中，建筑垃圾的產生成本并沒有很好地納入城市運行成本的計算。“建房是住建委的事兒，而建筑垃圾卻是市政市容委的事兒”，“連分管的市長都不一樣了。”

“其實，正確的路，我們走過，只是忘記了。”在調研過程中，高世揚發現，在1978年以前，在城市建設過程中拆除下的城磚由規劃局分配，首先要撥給有建設需要的單位進行再利用。

那時候，它們被稱為拆除舊料，而不是建筑垃圾。高世揚堅持認為，是1988年土地市場的成立，讓建筑垃圾變成了市政市容問題，土地開發則成為了城市發展的重心。

“建筑垃圾就是錢的問題！”徐福生掰著手指頭計算著，“能生錢的就要重視，不能生錢的，當然沒人管了。”

還有兩個月，徐福生又要搬家了。他現在住的地方被劃入了“50個即將拆遷的城中村”范圍。這也意味著，他生意的旺季又要來了。只是這次，徐福生有點喜憂參半。

“再攆就有點遠了，廢品的運費又該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