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電影

1978年5月，北京電影學院正式恢復招生，申請報名者逾萬。在西安考區，一名28歲的國棉八廠職工因為超齡6歲，被拒絕參加考試，雖然他的攝影相冊得到了一致的好評。

這個人叫張藝謀。

就在招生結束后，當時的文化部部長黃鎮下達了兩個指示：第一，鑒于當年考生中成績優良者很多，希望考慮適當擴大錄取名額；第二，發現特殊的攝影人才張藝謀，因已超齡，不能參加考試，希望破格錄取。

　　張藝謀成為了北京電影學院有史以來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沒有參加考試便被錄取的學生。當時誰也不知道，這個決定為之后數十年的中國影壇帶來了多少電影作品以及附帶著的多少爭議。

　　張藝謀導演的處女作《紅高粱》，講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高密農村一伙農民古樸、野性的生活和他們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的過程。在這部電影中，首次擔當導演的張藝謀以近乎極端的表現方法來張揚過去電影中沒敢表現的人的精神和個性，以及愛情、人性和民族精神。紅高粱、紅棉襖、紅花轎、紅辣椒等等極具視覺沖擊的場景讓國內外的觀眾感覺新鮮。

　　拍攝于1987年的《紅高粱》最終囊括了下一年度的中國電影最高獎項金雞、百花的最佳故事片，并且榮獲西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使得西方世界開始正視和接受了中國電影。

　　然而，《紅高粱》卻在國內的學界和民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爭議和指責。一些觀眾認為張藝謀是在電影中展示中國過去愚昧無知的落后面，以此來獲得西方世界的贊譽。一些傳媒干脆譏諷《紅高粱》為“以偽民俗暴露民族丑陋”的“賣國片”，有學者則撰文稱是“以詭異的‘中國’取媚洋人的后殖民化”。

　　這樣的爭議和指責持續了十多年，才逐漸偃旗息鼓。張藝謀之后的作品《英雄》、《十面埋伏》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也飽受爭議，但都是從內容、藝術性和表現形式等純電影角度的探討，很少再有人用“賣國”、“民族”這樣的字眼去指責一部電影。

　　和張藝謀同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的78班，云集了日后足以影響中國影壇的一批有著才華和抱負的準電影人——攝影系有張藝謀、顧長衛、侯詠，而導演系更聚集了陳凱歌、田壯壯、吳子牛、夏剛、張建亞、李少紅、彭小蓮、胡玫等等。

　　1984年以后，這批新銳導演脫穎而出，擺脫了之前電影的宣傳教育功能，開始用他們自己的思想和藝術手法來做出“不一樣的電影”。這群人日后被稱為“第五代”。

　　電影體制的艱難改革

　　電影放映員陳勝民的日子不好過了。進入上世紀90年代之后，前進電影院的觀眾越來越少。由于設施簡陋和鮮有佳作，除了包場之外，很難再有滿座的情況出現，有些白天場次甚至只賣出十幾張票，影院的工作人員比觀眾還多。“那會兒放什么影片，放幾天，每天幾場，都是上面決定，再爛的片子也要連放幾天，而賣座的片子到時間也就不再放了。”陳勝民說。

　　每月幾百元的工資讓陳勝民的工作不再光鮮。年輕人找工作時已經不愿意考慮電影院了，陳勝民手把手帶出的幾個放映員徒弟，也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陸續跳槽。

　　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是電影院上游的電影拍攝、播放體系的落后。

　　在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期，中國電影仍然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電影生產全部由國家下達指標，投入資金。當時的各個制片廠只管按照國家的要求拍攝電影，根本不需要考慮票房。拍好的影片全部交給電影局審查，再由政府管轄的發行放映公司收購所有通過審查的影片，然后向全國發行放映。

　　上世紀90年代初，電視、錄像廣泛普及，使得人們的娛樂生活也出現了多樣性，看電影不再是惟一的消遣。整個中國電影市場跌至低谷，觀影人數驟減，票房爆跌。1992年全年票房收入從1991年的23.6億元下降至19.9億元，全年觀眾人次減少38.4億，降至105.5億人次，比10年前的1982年減少130億人次。

　　1993年1月，廣播電影電視部下發《關于當前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以及《實施細則》，國內的電影體制改革隨即展開，各制片廠的影片可以不再通過中影公司，而是自行向全國甚至海外的影院推銷拍好的電影，票房開始成為衡量一部電影好壞的重要標準。眾多電影制片廠也在此時紛紛改制成電影集團，集中人力財力打造大片。

　　終于在1995年，自負盈虧的前進電影院和全國大批中小影院一樣關門大吉，無事可做的陳勝民也下海經商。倒閉后不久，前進電影院被改成了一個做川菜的餐館，放映室被改成了一個小包間。從不吃辣的陳勝民偶爾也會進餐館，挑一個角落的位置，點一兩個不辣的菜，要一瓶啤酒，希望能找到過去的影子。此后，餐館數次易手，陳勝民在同一個角落品嘗過各種菜系。1999年，該地區被拆遷，如今已經是一片林立的商品房小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