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歷史選擇

漢字繁簡問題的論爭,實際是關于語言文字的功能、性質的論爭。考察語言文字的性質,有兩條線索:第一條線索認為,語言文字是人類社會的工具,包括交際工具、思維工具和信息載體,或可稱之為“工具性質定位”;第二條線索認為,語言文字是人類社會的文化現象,不同的語言文字展現了不同族群的思維方式、認知視角、價值取向和精神特質,或可稱之為“文化性質定位”。第一條線索驅使語言文字朝著大眾化、全民化、世俗化、通用化的方向變革,第二條線索則在一定程度上維護著語言文字的相對穩定,反過來也可以促進語言文字更好地發揮工具作用。

第一條線索的驅動力要遠勝于第二條線索的制衡力。當人們發現原有的語言文字系統無法準確表達新生的社會現象和無法適應新技術的要求時,就會產生變革的強烈愿望。而新技術的出現,為語言文字變革鋪墊了物質基礎。漢字演變與冶金技術、造紙技術、書寫工具等的出現與發展如影隨形,其發展軌跡是,字量擴大,字形逐漸擺脫了繁復、具象的圖畫性質,越來越抽象和簡約,書寫、認讀越來越便捷。

我國在上世紀50年代推行的漢字簡化政策,是一種適應性調整,一方面仍是來自“工具性質定位”的內在驅動力,另一方面也是特定歷史時期現實環境的使然。

當時,面對書寫工具的變革已經全面進入硬筆時代,以及數億人口社會交際、脫貧脫盲的剛性需求,漢語言文字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言文一致”的變革后,仍在不斷追求大眾化、平民化和通用化,漢字也仍有進一步簡化的空間以及動力。實際上,漢字自隸變以來,民間在草書、行書中已經形成了大量的手寫簡化字體(民間稱為“俗體字”)。這一輪文字改革,從技術手段的角度看,應是沿著漢語言文字自身發展邏輯路徑的順勢而為。簡化所涉及的2000多漢字,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對民間俗體字的整理和認可,采用了“草書楷化”“符號代替”等方式進行的簡化,并進一步通過俗體字的部件、偏旁等類推出相當數量的類推簡化字,這使得來源于本已長時間存在于民間的俗體字成了簡化字的主體。

新中國成立,百廢待興,普及文化教育迫在眉睫,文字繁難成為制約因素。因此改革文字、推行通用語,克服社會交際障礙,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質,當然地被列為國家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對這一輪文字改革而言,“現實(歷史)環境的強制力”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正確對待當下漢字繁簡之爭,負責任的態度應當是摒除浮躁,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平衡。認真思考語言文字變革發展與文化傳承、保持文化獨特性的關系。實際上,簡化字在所難免有缺點。而這些缺點絕非在“字形構義”方面不同的文化解讀,絕非“愛”有沒有“心”、“親”需不需要“見”,乃至“陸”是否有階級斗爭的影子(含“擊”)等等,這種解讀實在太過隨意和牽強。繁體字在構形、表音等方面也同樣不是完美無缺。至于進一步引導社會將“膚淺的圖解”當作“深刻的批判”,將民族的復興、“天下秩序的恢復”系于漢字一身(或者說以漢字為象征),實在于國家、于民族皆有害而無益。嚴肅對待、正視漢字的缺點,并想方設法采取技術和變通手段解決應用中的問題,才是一種務實的和負責任的態度。語言文字的強弱一方面依賴于國力的強弱,一方面也能反作用于國家的綜合競爭力。所以,應當謀求漢語言文字功能的進一步優化,特別是在適應現代信息技術語言處理方面的需求,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擴大漢語言文字的使用范圍和人群,不斷豐富現代信息網絡中漢語言文字的信息量、知識量,不斷滿足漢語信息、知識和文化方面的社會需求(包括國際需求)。

張日培

(作者系上海市語文工作者協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