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小泉政權時代中日政治關系持續惡化，而經貿關系卻迅速發展，出現一段“政冷經熱”時期。2005年中日關系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日“經熱”出現了轉變的勢頭。日本政府為了“變政治被動為主動”，以打經濟牌回擊中國，給中日經貿關系正常發展制造了障礙。

當時，筆者曾擔心地預測中日經貿關系將由此進入轉折年。不幸的是，這一預言正在演變為事實。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6年世界對華直接投資(不包括金融類)實際金額630.21億美元，同比增長4.47%，同期日本對華投資卻罕見地下降了30%。同樣，日本財務省統計，2006年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包括金融類投資)大幅增加，特別是對俄羅斯、印度、巴西投資成倍增加，而對中國投資僅有小幅增加，兩者形成鮮明對照。2006年，中國對外貿易增長23.8%，其中對歐美貿易伙伴分別增長25.3%和24.2%，而對日貿易僅增12.5%，對日貿易比重比2005年竟然下降了1.2個百分點。顯然，中日經貿關系已經受到了兩國政治關系影響，出現了由熱轉涼、“龜行”增長勢頭。

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上臺伊始即來華訪問，使兩國政治關系回暖。中日兩國發表的聲明明確提出：將強力推動政治和經濟兩個車輪共同前進。但至今日本經濟界對兩國關系的改善依然缺乏足夠信心，其原因究竟是日本經濟界不積極還是另有難言之隱？為此，顯然需要對日本近期各種情況進行深入剖析，透過現象看本質，才能悟出其中真諦。

近期日本經濟界對發展中日經貿關系的認識

首先，日本首相安倍訪華之后，日本經濟界認為，安倍并沒有承諾不參拜靖國神社。如果安倍在任內參拜，肯定在2007年10月之前就會有答案。屆時中日關系將如何變化，日本經濟界不明，所以按兵不動。

其次，日本右翼勢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包括執政黨內重量級人物在內的一些人發表刺激性言論的現象并沒有減少。這說明在日本否定歷史事實的事態仍在發展。兩國關系還有再次惡化的可能性。

第三，在東亞地區形成中日兩強格局存在著戰略上的不確定性。日本在經濟崛起之后正在追求政治崛起，而中國作為政治大國正在追求經濟現代化。中日兩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各自的戰略目標。但是，中國對日本追求的戰略目標目前還看不清，而日本也對中國追求的戰略目標說“弄不懂”。日本政界有相當一批政客根深蒂固地認為中日關系存在巨大的、潛在的戰略沖突。日本經濟界對日本政界最終決策究竟會選擇“戰略互惠的中日關系”還是“戰略互害的中日關系”無法作出判斷，對發展中日經貿關系抱有憂慮。

第四，在經濟領域，日本政府實施新的農產品檢驗標準，造成我國農產品出口難度和成本大幅增加的局面尚未改變；2007年2月以來，日本政府有關方面再次將雅馬哈對華出口一事采取“深度挖掘”證據和加大懲罰力度，其背后動機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就對華轉讓技術向日本企業再次發出嚴重警告；日本政府對華節能技術合作依然采取“動口不動手對策”；最重要的是2005年日本政府夸大中國投資風險，2006年日本對外投資的數據已經反映出這一動向。以上情況基本上可以說明日本政府至今仍未采取實際行動解凍“對華打經濟牌所采取的措施”。

第五，中日兩國各自經濟面臨一些新課題、新挑戰和新調整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兩國經貿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世界經濟發展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本身對中日經貿合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而中日的選擇又將直接影響本地區乃至世界的發展趨勢。例如，安倍訪華期間達成的聯合聲明提出兩國將“共同推進東亞一體化”。但是如何理解“共同推進”？怎樣推進？以及如何處理與東盟、與美俄印等國關系？這些都是需要認真加以研究的課題。

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資源短缺、油價高抬、環境污染等全球性問題，中日兩國各自為戰，還是通過加強合作去解決，這也是對中日經貿關系發展提出的新挑戰。

另外，中國正在致力于經濟結構調整，致力于發展內需主導型經濟和實行兩稅合并新政策等，這些都會對吸引外資產生一些影響；日本經濟結構改革在小泉時代不過剛剛開始，日本經濟內需不足，制造業過剩，靠外需拉動經濟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而新的經濟發展模式還在摸索之中。令人不解的是，在這關鍵時期，日本政界卻熱衷于發展政治和防衛力量，任憑經濟“自由調整”。顯然兩國經濟的這些結構的調整變化客觀上也會要求中日經貿關系尋找新的發展領域。

以上分析說明當前中日經貿關系發展既受到來自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外部環境的制約，發展的腳步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兩國既可選擇加強合作、共同發展的道路，也可選擇減少合作、開展爭奪的道路，更可選擇拒絕合作、全面爭奪的道路。從這種意義上講，2007年4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日，將其比喻為“融冰之旅”再恰當不過。中日兩國面對這些情況，究竟可以作出怎樣的選擇，將向何處發展，請看以下分析。

中日兩國經貿關系快速發展具備良好的基礎

在分析兩國未來經貿合作將如何發展之前，首先需要簡單評述當前兩國經貿合作的一些重要基礎。

2006年，我國對日貿易達到2073.6億美元，日本為我國第三大貿易伙伴。而日本統計，2006年日本對華貿易2113.0億美元，與對美貿易僅差24.5億美元，暫居第二大貿易伙伴。如果加上對香港貿易，則日本對中國內地和香港貿易已經超過對美貿易約360億美元。從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看，截至2006年年底，日本企業投資累計達到579.82億美元，為我國第三大投資來源地。

在中日兩國經貿關系發展中，日本企業功不可沒。日本大企業幾乎都有對華業務，且對華業務在公司里都占有重要地位。日本中小企業也多數與我國企業有直接交往，而間接交往可能已經達到無所不在的程度。

日本產品在中國市場隨處可見，而“中國制造”在日本市場也比比皆是。來自中國國家旅游局的信息，日本國民每年來華旅游都在300萬人次以上，而中國公民到日本旅游人數也在迅速增加。

還有數據表明，2002年至2004年間日本經濟走出10年低迷泥沼，逐步復蘇的動力主要是中國因素。日本經濟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

以上情況充分說明中日兩國經貿關系已經達到十分密切的程度。但是現狀不等于未來，未來中日經貿關系向何處發展還充滿著許多變數。

日本是世界上將節約能源和資源做到極致的國家。日本每生產1美元GDP消耗的能源僅有美國的37%、中國的13%，日本利用余熱發電效率達到50%，日本家電耗電在過去10年間減少了40%等。世界油價及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升高，最能節約的國家受到的沖擊最小，反之則受到沖擊的強度將上升。這意味著，隨著世界油價及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升高，日本經濟綜合競爭力也將同步提高。

如果認真研究一下就會發現，日本這種競爭力提高還將出現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即當國際油價由每桶20至30美元漲到每桶50至60美元時，日本經濟綜合競爭力可能僅僅有一些量的提高，但當國際油價躥升至每桶100美元時，日本經濟競爭力可能將出現一個質的飛躍。屆時，日本經濟綜合競爭力將有可能躍升一個檔次，而美國經濟競爭力則會受到相當程度的削弱，世界經濟實力對比將再次發生重大轉變。而在世界經濟大國隊列里位居第四的中國，可能面對的是一場“嚴峻的能源沖擊”。顯然，面對未來的能源沖擊，世界經濟的基本格局將重新洗牌，中日兩國的變化可能截然不同。

面對如此巨大的變數，中日之間既有巨大的合作空間，也存在拒絕合作的“理由”。日本國內主張中日存在“戰略互惠關系”的一派如果占據上風，選擇了合作，將大量節能技術轉賣給中國，則中國有可能比較順利地度過即將來臨的“能源沖擊”。反之，日本國內主張中日關系存在“戰略巨大的、潛在的沖突”派占據上風，拒絕合作，則中國的發展可能陷入被動的局面。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日經貿關系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兩國合作實現雙贏的大量事實。即日本選擇合作的政策，支持中國經濟發展了，中國總能有機會充分回報日本。例如1992年和1993年中國經濟出現新一輪高速增長熱，國內建設需要進口大量鋼材，為日本鋼鐵企業提供了絕佳的機會，此舉等于回報了日本援建中國寶鋼的行動。2002年至2004年，中國經濟再次出現強勁增長勢頭，大量進口日本貨物，帶動日本經濟走出10年低迷泥沼。可以說這是對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支持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充分回報。

如果日本愿意與中國加強節能合作，中國減少了能源消耗，不僅可以減少能源進口，減少兩國在全球范圍爭奪資源的矛盾，還可以持續帶動日本經濟復蘇和繁榮。反之，情況則難以預料。正如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在一篇有關中日經濟關系的報告所說：“由于有中國因素，2005年至2010年，日本經濟將年均增長1.91%。如果沒有中國因素，日本經濟將僅能每年增長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