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渤海經濟圈被認為是中國繼珠三角、長三角之后的第三個經濟發動機。而天津被冀望成為該地區的龍頭城市，十七大之后，關于天津的戰略意圖更為明確：強力推進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將之打造為環渤海灣經濟圈的龍頭，從而帶動華北、東北等中國北方地區的現代化。

現在，該地區的政經生態，產業重構，地區融合，現狀發展已具備哪些形態，其困惑又在何處。本報近期對之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零距離觀察。

我們選擇天津，這個被稱為中國經濟發展“第三極”的龍頭，作為開篇。

“人煙稠密，交易頻繁……繁榮的商業景象實為中國其他各地所罕見。”英國記者雷穆森在其所著的《圖說天津史綱》這樣描述。

18世紀初，由于埠際間商業的發展，天津出現了匯兌業務的錢莊，此后，南北商人競相效尤。商業、金融業的發展使天津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北方的商貿中心。

1870年清廷任命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二十余年間力興洋務運動，創辦天津機械局及開創近代礦業、交通、郵電事業，天津一躍而為中國洋務運動的中心。

在中國近現代工商業史上，天津與上海并稱雙雄。中國第一個堿廠、第一個紡織廠、第一輛自行車、第一塊手表、第一臺電視機、第一條鐵路、第一個大商場都誕生于此。

建國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天津也曾延續這輝煌：飛鴿牌自行車、海鷗牌手表、牡丹牌縫紉機曾并稱為“三大件”烙印在國人的記憶之中。

但此后，“天津”(名字出現于永樂初年，為朱棣所賜)，這個意為天子渡河的地方，卻停滯了很長一段時間。

現在，事關天津的一段新歷史正徐緩展開。

正如人們所預期的，今年3月到任的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順利進入中央決策層；同時，在十七大報告中再次提及“天津濱海新區”，強調“更好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在改革開放和自主創新中的重要作用”。

有識者稱，對于這座蹣跚已久的城市，這是一個歷史的新起點。但留給天津的時間并不太多，南開大學前校長侯自新曾表示，濱海新區的成長期只有10年，10年間，它必須長成為中國的第三極，否則，將錯失機遇。

長長的等待之后

在塵埃落定的10月21日，本報記者在天津采訪一位學者，他的看法是，天津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上升為國家戰略，至此已完成了全部的法定和政治論述。

如果從2000年、2003年胡錦濤兩度考察天津算起，這一論述過程已經歷了7年多時間，其間至少包括如下重要步驟：

2001年5月13日，溫家寶考察天津工作時，正式提出“加快濱海新區建設，不僅對天津，而且對我國北方的發展都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意義”。

2006年3月16日，全國人大批準《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繼續發揮經濟特區、上海浦東新區的作用，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

2006年5月26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國發(2006)20號文[，明確指出：“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是在新世紀新階段黨中央、國務院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出發作出的重要戰略部署”。

“中央的環渤海戰略、開發天津濱海新區的戰略意圖應該已經清晰了，但如何環渤海協調發展、如何開發天津濱海新區的全盤方略尚不清晰。這里面需要中央政府與天津市委、市政府之間的互動密斟，因此需要等待十七大，從中央到地方的人事布局塵埃落定，央津互動模式確立，之后天津濱海的開發才能走上快車道。”前述接受采訪的天津學者對本報說。

中央-地方關系是區域發展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尤其是想要進行探索、形成突破的區域。研究區域經濟的香港理工大學朱文暉博士多次論證，與中央的良性互動對珠三角、長三角經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反之亦然。

一般來說，這一關系包括三個環節：上升為國家戰略(中央決策層的戰略意志和政治決心)、建立央地互動模式(信任和共同目標)和政治背書(試錯權的獲得)。本地政經觀察家指，在后兩個環節上，天津濱海新區仍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在互動模式環節，中央與天津市決策層之間的直接互動模式有待完善；天津濱海新區與中央各部委之間需要尋求共同目標和價值；天津實操層面需要政治智慧和勇氣。

“中央、國務院確實給了天津濱海新區‘先行先試權’，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2005年6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天津宣布，國家的重大改革可以放在濱海新區‘先行先試’。”《天津濱海新區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組長肖金成對本報說，“但如何運用和落實先行先試權，卻費思量。”

肖身為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從2004年5月到2005年3月，他的課題組為天津濱海新區所做的戰略研究，其中許多建議被寫入了關鍵性的“20號文”。

而天津濱海新區于2006年4月26日被國家確定為綜合改革配套試點后，濱海新區上報的綜改方案多次被有關部委要求修改，數易其稿，至今仍未獲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