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 F)總裁主持的記者會，俄羅斯塔斯社首席記者遞給我一本近期《外交政策》雜志，請我看一篇談論中國的文章。

這是當期雜志的重頭文章，作者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人口經濟學中心主任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題目很簡單：“123萬億”———大標題橫貫兩個頁面，在阿拉伯數字“123”后面，是12個讓人看得眩暈的紅色的零。

按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預測，30年后的204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將達到123萬億美元！

123萬億是個什么概念？這將是2000年全球G DP的3倍，也就是說，到2040年，中國G DP占全球的比重將達到40%，美國只有14%；更驚人的一組數據是，2040年中國人均G D P將達到8.5萬美元，這將是歐盟整體人均的兩倍！

如果一切如福格爾教授所言，30年后，中國經濟不僅從總量，也從人均上傲視全球。這組數據讓我看得血脈賁張的同時，卻總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中國是美國媒體熱衷報道的主題，雖然稱贊中國經濟表現的文章近來不絕如縷，但這樣大膽的預測，尤其是在人均上如此大膽的預測，還真是第一次見到。

對于我的疑惑，常駐華盛頓十余年的塔斯社老記者也笑說，別不相信，福格爾并非等閑之輩，他可是芝加哥大學的資深教授，拿過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且，在中國經濟表現上，“事實總比想象更為震驚”。過去30年，又有誰能預料到今日中國經濟的超群表現；展望未來30年，為什么中國就不能再次讓世界稱羨？

那就先看看福格爾教授的理由。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外界總是低估了中國經濟發展和崛起的速度，比如卡內基和平基金會曾預測，2050年中國G DP將超過美國20%，福格爾認為這實在太保守了。

中國經濟怎么會在未來30年達到123萬億美元呢？福格爾認為，這有五大因素。一，中國在教育方面的巨額投資；二，中國城鎮化進程將長期持續；三，中國本身統計低估了經濟規模；四，中國政治體系善于采納外界建議以解決問題；五，中國長期受壓抑的消費將得到釋放。

當然，作為一名敏銳的學者，福格爾也認為，中國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增多的分配不公，潛在的社會動蕩，領土問題的爭端，能源和水資源的短缺，環境污染，以及不穩健的銀行體系等等，都對中國經濟發展構成威脅。但福格爾認為，中國領導層已充分認識到問題的存在，并采取相應的解決方案。

福格爾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至少從字里行間，我沒有看到他有什么惡意，他指出的一些優勢，也確實值得我們繼續政策推動，比如加大對教育投資、促進消費和城鎮化。但到了2040年，他所說的一切會變為事實嗎？屆時，中國將成為經濟超級大國，美國和歐盟、日本的G DP加起來，也就只有中國的一半左右。

這種對中國經濟的預測，不由讓人想起30年前美國人對日本經濟發展的預測。當時對日本經濟的膨脹式發展，許多美國人認為，日本超越美國將是遲早之事。美國學者埃茲拉·沃格爾還曾寫過《日本第一》，風行一時。

但結果呢？日本隨后陷入了“停滯的10年”，而美國依然世界獨大。這里面自然有政策的緣故，但有沒有因外界吹捧導致日本暈暈然或就此出現一系列決策失誤呢？

魯迅先生就說過，對付人往往有兩種手段，一是罵殺，一是捧殺。在過去30年，我們聽多了罵殺；在未來30年，估計我們不會少聽捧殺———這當然未必都是壞事，外界能捧，說明中國的進步；但外界捧的結果，卻往往是要求中國履行更多的“責任”，而且是不切實際的責任。

我相信福格爾的話不是刻意討好中國，以他的地位和威望，也沒必要來討好中國。他的話也就是一家之言，正如過去30年來，針對中國、日本或前蘇聯的各種評論預測，又有多少被證明是正確的呢？我記得在頗具影響的《大國的興衰》一書中，保羅·肯尼迪就沒有預測到蘇聯的解體，也沒預測到今天中國的成就……

話又說回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中國的肯定，并為中國經濟勾勒出的美好的愿景，自然不全是一件壞事，但對中國來說，也就是聽聽而已，鼓舞一下信心就好，如果因此而暈暈然，那就是心態問題了———我們自己可能太喜歡被捧了。(劉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