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攝

2010年，中國的房價瘋了。

這一年，北京望京地區“地王”邊上的一套64平方米的住房，一個星期里總價漲了34萬元。

房價令人們變得極度懊悔。有時候，小兩口合計買房子，其中一個稍一猶豫，價格便又上躥了十幾萬元，為此引來一番不滿和爭吵，乃至分道揚鑣。這樣的故事屢見不鮮。

不光是北京，倒退幾個月，報紙和電視上，乃至街談巷議里，人們的話題離不開“房價”、“月供”和頻頻刷新紀錄的“地王”。土地已經變成最值錢的東西，一句新民謠在人們口頭流傳：樓市月有地王出，各領噱頭十幾天。

房價是在人們猶豫不決的觀望中突然爆發的。2009年年初，上一輪房地產的低迷期還沒走出，那些錢包癟癟的人還夢想著房價再降一點，沒成想，進入3月，它突然發力，且一發不可收拾。一個小區半年前每平方米價格只有1．9萬元，半年后一看，變成了2．9萬元。原先是買了房子的人嫌降價太多，圍著售樓處紛紛要求退房，現在一套房子剛開盤，就被搶光了。《參考消息》則援引外電：中國每天新建房屋面積，已經占全球總量的50％左右。

今年48歲的穆圖，一年前賣掉自己在北京昌平區的經濟適用住房，希望在北京城里買一套小一點的住所，結果，從2009年年末一直看到2010年5月,房價一路飆升，距離他的心理價位已越來越遠。這讓這個經歷過中國住房改革全過程的中年人萬分感慨。回想30年前，中國人的住房由單位分配，到今天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價甚至要“趕美超英”，這期間的變遷，真是滄海桑田啊！

1978：醞釀變革

1978年10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北京視察新建的幾十棟公寓住宅樓時，曾希望能用積蓄替兒子買套房子。

隨行的國家建委副主任張百發回憶，鄧小平先是“問居民住房可否成為商品，當時現場的同志沒有人敢回答”，他又“自言自答說，如果房子算商品，我這幾年也還有點積蓄，想買套房子給樸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顧，只有這個樸方，是因為我致殘的，我需要照顧他”。

當時不像現在，房子尚未成為商品，中國大多數父親也還沒有替兒子買房的打算。不過，這一年發生了幾件事，預示著中國人的住房生活可能要發生一些難以預料的變化。

這年秋天，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他特地聽取了當地官員關于公共住房計劃的介紹，并登上高樓，鳥瞰當地的住宅小區。訪問結束當天，他又突然走進當地一個普通房間，認真看了每個空間，特別是洗澡間，并不住稱贊。

再早些時候，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城市住宅建設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傳達鄧小平關于解決住房問題的指示，希望路子能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個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

1978年的中國老百姓還沒有聽說過“房地產”這個詞語，他們只曉得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擠、太小。在此前的將近30年里，涌動于大江南北的中國人，被西方新聞界形容成“螞蟻”。這群螞蟻人穿著邋遢，顏色、式樣幾乎相通的衣服，住在低矮、擁擠、破舊的房子里。

上海華光儀表廠會計楊希鴻的家，就是這些房子中的一間，13平方米，擠著3口人。3.6平方米,在當時是上海一個普通職工的生活空間。在一個不到1．2米高的閣樓上，楊希鴻的女兒上下了十幾年。

不僅在上海，1978年的中國，擁擠是每一個城鎮居民最真實的居住體驗。近30年間，中國累計用在住宅上的投資為374億元，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積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1949年少了0.9平方米。其中有5年里，上海市的統建住宅沒建造過哪怕1平方米。

住房窘迫到什么地步？學者楊絳后來回憶，她和錢鐘書在學部辦公室住了將近3年，“南北二墻各裂出一條大縫”。后來，人們發現胡喬木給國家領導人李先念寫的“要房信”，一字一句地請求為顧頡剛、蔡儀等著名學者解決全家蝸居之難。而普通人住在廢舊木板搭成的簡易儲藏室就算很不容易了，不少人無處棲身，流落街頭。

這一年還發生過一些不怎么起眼的事情。一個叫王石的27歲“國家技術員”從廣州第一次來到南方小鎮深圳。他看到，路軌旁有丟棄的死豬，綠頭蒼蠅嗡嗡起舞，沙頭角的中英街還只是“一條彎曲的石板窄街”。15歲的農村孩子潘石屹在甘肅天水一個山溝里讀中學，每天餓著肚子苦讀到深夜，完全看不出日后有身家幾百億的跡象。

同年，29歲的馮侖成了西北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后來成為經濟學家的魏杰和張維迎也在這里學習。此時離他們分別對中國房地產發展產生影響還早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