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留學，更多的是公派留學，是一種不充分競爭下的、無奈的精英留學；而今天的留學，變成了全民留學、大眾留學，人們有選擇的自主留學

1979年，文革后的中國第一次派出50位年輕人去美國做訪問學者。他們首先統一去了位于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到了那邊之后，他們開始給各個大學寫申請信。

然而，登陸美國的這一批留學生，還根本不知道該怎么跟美國的大學聯系；甚至對方回復的信件他們也看不懂——當時兩個分別來自上海生化所和北大的生物學老師，對分子生物學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25年之后的2004年，統計數據顯示，改革后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的總數已近82萬，回國總數近20萬。有人評價說，這一代華人留學生和海歸學者對中國所做的最重要貢獻，一是打破了思想禁錮；二是改變了中國和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第三才是帶動了大陸科學技術的發展。

這一評價顯著有別于當年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23人中，那21位早期的留學人員。

饒毅：感謝新政策

允許普通百姓自由出國留學開始于1985年。而今年剛從美國西北大學回國就任北大生命科學院院長的饒毅，有幸最早享受到了這一政策。他在自己辦公室為我們講述了他當年出國的故事，以及當時中國的“留學環境”：“上世紀70年代末期，《大眾電影》的封底出現了《灰姑娘》的畫面，輿論大嘩，認為這是黃色的；電影中第一次出現接吻，也被看成是不得了的事情；而文革中，如果你把學術論文寄給國外的學術期刊，就有可能被打成‘里通外國’。”

“出國留學”的思想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當鄧小平提出要送一部分人出去留學時，反對者依然不少；此后出國政策一步步放開，每一步都受到重重阻撓。

一開始是不允許自費出國的，只能是公派，后來開始允許有海外關系的那些學生出去。

饒毅在美國碰到過一個比他早幾年出去的女留學生，她是通過考試獲得公派出國機會的，可能是改革后第一個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她說，當她當年拿到出國通知時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去問鄧子方(鄧小平的兒子，改革后最早公派出國的留學生之一)：“我們真的能出國去留學了？”

饒毅1978～1983年在江西醫學院就讀大學，1983～1985年在上海第一醫學院讀研究生。“我父親在1982～1984年去過美國，對我了解申請程序有所幫助。”1984年，饒毅開始申請。“當時還需要海外背景，我有親戚在美國，所以是有審批條件的。現在，只要拿到了美國方面的獎學金，去公安局辦護照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那時還不行，還要去很多地方申請，需要從自己單位開始層層審批，走一系列很困難的程序。當我拿到美國方面的通知時，政策剛好下來：不需要審批了，允許自由地自費出國留學。”

當時饒毅他們這一批學生都很感激政府：沒有這一政策改變，很多人將完全是另一種命運。不過新政策下來之后，一般學生再開始申請，大多數要到1986年才能出去。“1985年享受到不通過審批就辦理出國手續的學生顯然很少，應該也就是幾個人吧，我成為這批留學生中的一位。”

精英層的自覺

出國前，饒毅閱讀了大量文獻——那個年代，30～50歲的人大多數英文不好，他們讀文獻是比較困難的。“但我的導師張安中教授英文很好，她是著名藥理學家張昌紹教授的長女。她有一個女兒大家都熟悉，就是著名電影演員陳沖，當時可就是一個大明星。”饒毅說，導師給了他很好的幫助。

饒毅讀研究生的時候有一個同寢朋友魯白(現在也是著名的生物學家)，他們兩個人在學生里面辦起了一個文獻閱讀會，饒毅把分子生物學的知識用在神經生物學，介紹給大家；而魯白是研究記憶問題的，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新興學術方向，大家取長補短，相互交流。

在大量閱讀文獻的基礎上，饒毅選擇了分子神經生物學這個方向，因為他很清楚地認識到了其未來的前景；并且，他也很明確，必須出國深造。“那時，對于自然科學的這些領域，要取得成就是必須出國去留學的，國內外差距太大了。”

申請進入正式程序，饒毅開始找人給自己寫推薦信。“那時有一批美國科學院院士來中國訪問，其中有一個，是斯坦福大學做藥理研究的教授A. Goldstein，是我的導師接待的。我就問他，你可不可以幫我寫推薦信，他答應了。另一個，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圣迭哥加州大學神經生物學家T. Bullock教授，則是來訪時我自己去找他的，他也答應了給我寫推薦信。最后一個給我寫推薦信的是馮德培先生，當時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同時是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他是一個崖岸高峻的人，做學問做得很好。我不敢直接去找他，我的老師張安中把我推薦給馮德培先生認識，他后來也答應了給我寫推薦信。”

饒毅自己都為此感到驕傲：能夠找到三個美國科學院院士寫推薦信的留學生，到現在估計也不多見，或許已經成為一個紀錄。

1985年，饒毅被哈佛大學、舊金山加州大學、圣迭哥加州大學、愛因斯坦醫學院等四所學校同時錄取為研究生。饒毅最終選擇了舊金山加州大學。“現在的學生，在選擇學校的時候，只是去網站上看一下排名，就做決定，這是不可取的，必須充分了解你自己所在專業的情況。比如耶魯，排名很靠前，但它主要是社會人文學科強，理工科要弱很多。”

徐小平：出國理由的困惑

盡管沒有像饒毅一樣成為全球生物學界知名的科學家，但現在新東方任職副校長的徐小平，在中國大眾中的知名度或許并不比饒毅差。

“我是1987年的最后一天出國的。1983年，我畢業于中央音樂學院，當時已經有了出國留學的意識。中央音樂學院有很多公派留學生，我們其實也想去，于是開始跟一些朋友商量要不要出國。”

徐小平說，當時他們對國內的工作和發展還充滿理想和激情，期待著“未來的召喚”。“我們討論的是：出國會不會損失我們將來為社會做貢獻的機會，而不是像現在一樣更多考慮自己的創業機會。”而那時，學生畢業后可以選擇的道路顯然沒有現在這么多，“當時北外有一個同學，畢業的時候發問：到底是要做部長還是做教授？似乎可以選擇的路除了從政就是做教育。”

徐小平畢業后在北大團委工作，當時有一個同事，托福考了630分，能夠被派去哈佛法學院留學，而最后他決定不出去。“現在，他成了標準意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我要說的是，25年前，我們有著雄偉的社會理想，在這個理想面前，出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到了2002年，已經回國在新東方工作了七八年的徐小平，提出了“反對盲目留學、提倡有目的的留學，要為了回國而出國”的口號，他認為，這跟他的個人經歷有關，跟他當年的心跡是一致的。

徐小平說，上世紀80年代早期，他們的出國熱情被社會激情所掩蓋，到了80年代中期，出國熱情依然不夠強。“那時我們完全處于蒙昧狀態，出國為了什么？我依然沒想清楚，不知道出國能夠帶來什么。這時有一個朋友——現在也是杰出的學者——跟我說，出去吧，出去可以解決‘八大件’(冰箱、電視、洗衣機等八種家用電器)的問題。作為北大的一個學者，他當時對出國還有著一種道德上的不安，而從家庭責任方面找到了一種心理平衡。”

“留學重組了我的精神”

徐小平說，他出國之前去換錢，那時國家只能允許一個人換100美元。在換錢的地方，他看到一個美國人，手里拿著1萬元人民幣的外匯券——相當于1.5萬元人民幣。“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錢，當時就在想，我要是回北大，每個月最多只能掙到100元，要掙這么多錢，需要150個月，也就是12年！這讓我對自己本人、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產生了強烈的懷疑：一直說我們優越，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優越。”

徐小平帶著迷茫和痛苦出國，甚至有一種走投無路的感覺。

10多個小時以后他到了美國，他的一個朋友帶他走進一個超市。“超市里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水果和奶酪。奶酪有幾十桶上百桶，各種乳制品琳瑯滿目；而來自于全世界的水果這里都有。1987年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搶購潮,我出國前在上海第一百貨，只買到一個20元的收音機。坦白地說，當時我并沒有崩潰，我在想，我們美好的制度是一個貨架，這個貨架上還需要放上東西。”

而走進書店，徐小平看到了各種國內禁止的雜志和書籍。“但我并沒有從中看到什么不好：偉大的思想看來可以跟卑微的人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對徐小平觸動最大的還是另一幕場景。

1987年10月，美國經歷了黑色星期一，股票市場暴跌，國內對此紛紛做了報道。“我在年底最后一天的半夜到了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圣誕節的燈景還沒散去，每家每戶的門前，景色就跟童話世界一模一樣。我沒有在這里看到悲傷和崩潰，相反，我從小到大夢想中的童話世界就在眼前。這一切與中國只隔了10多個小時的飛機旅程，在這一差距面前，一個30多歲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思想進行了重新組合，就如同山呼海嘯一樣地劇烈，也奠定了我一生追求的精神基礎。”

徐小平說，他學的專業是音樂，但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收獲不在于本專業，而是對西方社會大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包括語言、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等等有了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