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建立收入分配約束機制 理順收入分配關系

一段時間以來，關于收入分配的討論頗為熱烈，討論使人們對一些具體問題更加清晰了，有利于在全社會形成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的氛圍。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討論中也出現了一些偏頗認識，有待分析。

如何正確認識我國的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世界上用來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標。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基尼系數發生了巨大變化:1978年為0.18，1981年為0.29(此前被國際上認為這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國家)，2001年為0.459。2005年，居民個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分別達到0.529和0.561。基尼系數的國際警戒線是0.35—0.4。有些人據此認為，我國已是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對待這一問題，我的看法是:第一，十分關注；第二，不要驚慌。首先，我們應當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基尼系數逐步增加，這是改革開放的成就和社會進步的表現，表明隨著市場化的改革和競爭的形成，養懶漢和制約經濟發展的“大鍋飯”平均主義被打破了；其次，我們也要看到，對收入分配差距過度拉大問題，我們的黨和政府并非聽之任之，而是高度關注并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方針，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三，對國際上提出的基尼系數，我們不要輕視它，要積極借鑒國際經驗，但也大可不必頂禮膜拜和迷信它，對任何“國際理論和警戒線”，我們應當理性吸收，根據中國的國情具體分析和運用。這里還用得是我的一句話:“做中國貓，抓中國鼠”。

有必要把“仇富”的對象搞清楚

“仇富”思想古已有之，只要有貧富差距，必然會有“仇富”思想。這沒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現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甚至在某些方面過度拉大了。在這樣情況下，產生“仇富”思想很自然，沒有一點“仇富”思想才不正常呢。但對“仇富”思想要具體分析。一種是平均主義思想太嚴重的人，一看見別人吃、住、穿、行比自己好，就氣不打一處來，生出“紅眼病”來，巴不得別人火燒房子、遭車禍、生大病、倒大霉，這種見富就仇的思想是一種不健康的病態心理；另一種是當社會整體上確實非正常地過度拉大了，當少數人巨富，而多數人較窮，或者出于對窮人的同情，或者出于渴求公平的心理反應，這是正常的。其實，在我們這個社會，大可不必把人們的“仇富”心理看得太絕對、太普遍了。比如，正常投資、經營包括炒股發財的人，許多口碑好威望高的影視、演藝界、體育界明星，因科技發明創造得到國家大獎，或者因專利而發財者，我從來沒有聽到別人罵過、仇過、恨過。美國的比爾·蓋茨、中國香港的李嘉誠，是世界級巨富，有誰罵他們、仇恨他們呢？

因此，對于“仇富”現象，我覺得有必要把“仇富”的對象搞清楚。我感覺，人們所“仇”的，一是“權貴資本”，包括利用公權利搞腐敗的貪官和老板；二是那些搞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的黑心商人；三是利用企業改制鯨吞國有資產的人；四是偷稅漏稅非法所得者；五是不顧工人死活、克扣拖欠工人工資黑心老板；六是因行業壟斷而收入過高者，等等。對這些富人的仇恨不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推進社會進步、深化改革的動力。我們政府應該對這些人嚴厲制裁，以平民憤。

要高度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但不要搞“民粹主義”

處理好收入分配關系，協調收入分配的過大差距，實現貧富和諧，關鍵是要解決好社會弱勢階層的過低收入和貧困狀況。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和諧建設的任務，客觀上都要求我們應當高度關注社會弱勢階層。同情社會弱勢階層，為社會弱勢階層鼓與呼，是社會公眾一般的心理趨向，也是中華民族自古具有人文關懷優良傳統的表現。但高度關注社會弱勢群體要謹防“民粹主義”傾向。

民粹主義(Populism，也可譯為平民主義)是在19世紀俄國出現的一種影響較大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其基本理論包括:極端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運動和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極端強調平民的利益、意見、公決、創制權等民粹主義價值觀等。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關系中借用“民粹主義”的概念，是指反對收入分配差距、絕對“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場競爭、崇尚平均主義等逆市場機制的思潮。

實現貧富和諧的目標必須把握好兩點: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則，這客觀上要求個人收入的增長，首先來自生產和市場領域符合效率原則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機會均等原則，而機會均等原則首先是市場競爭機會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這兩個原則，才能確保財富持續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國家政策過度向社會弱勢階層傾斜，讓“懷弱”成為“民粹主義”，讓全體人民都完全“平等”起來，必然會影響經濟效率，減少財富增長，最終不利于解決社會弱勢群體問題。

關注公平不能向效率開刀

我認為，國家和社會應當關注社會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實現貧富和諧。但是，關注公平，實現貧富和諧，絕不能向效率開刀。近些年來，我國的貧富差距確實拉大了。據有關方面統計，全國10%的人口占有45%以上的財富。這一問題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強烈關注，關于收入差距過大的呼聲越來越高。有不少人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提出了質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效率講多了，公平講少了”造成的，或者直接是“效率優先”造成的。如果是這樣，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們試想一下:我國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是不是效率講多了？決不是。因為迄今為止，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和資金產出率還遠低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而單位GDP增長的資源消耗率則大大高于美國、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正因為如此，我們提出了科學發展觀。

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既是中國的難題，也是世界性難題。我們不能一般地反對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場機制的重要內容，是激勵效率的重要杠桿。而收入差距過大，則會影響社會公平和社會穩定。社會不是要消滅收入差距，而是要調節收入水平過分懸殊，取締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抑制社會矛盾。但一個社會首先必須保持一定的競爭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進發展。否則，實現平等和貧富和諧必定會成為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

此外，我國當前的收入差距并非像有的媒體和有些人炒作的那樣嚴重，似乎社會即將崩潰，似乎世界末日就要到來一般。正確的基本估計應該是: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中出現收入差距，在總體上是經濟市場化進程中的必然現象，它與過去舊體制下普遍貧窮低效的平均主義相比，是一種社會進步；在某些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嚴重問題，但絕不是全局的、甚至是“對抗性”的矛盾。(作者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總編輯；李二保作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