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日前通過《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并同意將后者提交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這表明，在十七大就“大部制”改革達成方向共識的基礎上，此項改革的具體實施再獲認可。

全會公報提出，“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要“在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職能有機統(tǒng)一的大部門體制等方面邁出重要步伐”。無疑，“大部制”改革將成為加快推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契機。

審視中國傳統(tǒng)與現實后應當承認：一段時期以來，遏制行政權力過于集中強大，一直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成因。與之相伴的僵化繁冗的體制之弊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對象，絕大部分深積和附著于行政機構。此消才能彼長，沒有行政權力的謙抑，就難有司法權、公民權和市民社會的營養(yǎng)發(fā)育。因此，談政治體制改革，必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開始。

事實上，二中全會公報已經蘊藏著“三段論”的行動邏輯：在堅持發(fā)揮黨總攬全局、協(xié)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的前提下，切實保證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在第一層次上，“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在第二層次上，“大部門體制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步驟”，推導而出的結論有理由使人們相信，在執(zhí)政黨的行動路線圖上，“大部制”改革是其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路標或者至少是一個環(huán)節(jié)。

“大部制”改革的成敗，系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難點有四：部門整合、機制磨合、人員分流、運行監(jiān)督。其中，部門整合引起的權力“洗牌”，格局重塑，需要政治體制改革來文明政風，滌蕩“官場潛規(guī)則”。機制磨合中，突出的矛盾將是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大部制”的前提是“小政府、大社會”，這有賴于寬松的政治生態(tài)來培育市場、發(fā)育社會組織。人員分流本來不是難題，但如果政治體制改革跟不上，“能者上、庸者下”的正義規(guī)則可能在實際中淪為“劣幣驅逐良幣”的暗流；而如果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多艱，也會讓那些無力做好公仆、有心“下海經商”的現任公務員們，心生畏懼而不愿離開。

運行監(jiān)督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此前“各部林立”時，行政權力已經過強，而權力分散和利益分割造成的“板結”狀態(tài)，客觀上發(fā)揮了互相制衡的作用。“大部制”的到來，部門合并造成的“強強聯(lián)合”，是否會在權力高地上再堆起一個更高更強大的“超級行政部門”？對此，有人擔心，屆時“關鍵大部”很強很龐大，一旦管治不善，不僅一如現在個別部門般對下漠視民意，甚至對上也會自視“坐大”。

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使“大部”強而不驕恃、寬而不包攬、合而有制衡，把“大部門”的“喜嬰”順利地捧現給國人，并照看其健康成長、為民效力，必須以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推進，作為助產士和監(jiān)護人。

30年改革至今，如二中全會公報所言，“同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新形勢相比，同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相比，我國政治體制還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事實上，作為推行“大部制”改革原因的某些現有問題，不僅是行政之弊，更是權力之弊，不過它集中體現于行政領域而已。“大部制”改革不是全部。我們的手放在構建“大部制”改革上，我們的腳要隨著政治體制改革而前行。